人物简历

    姜凤荣，男，今年92岁，山东省海阳市人，1958年7月来到克拉玛依，一直在克拉玛依矿务局医院（克拉玛依市中心医院前身）工作，1989年退休。

    姜凤荣说：

    ●1958年，教导员问我想转业到哪，我说，哪里需要我，我就去哪里，这让我与克拉玛依结下了一辈子的缘分。当时克拉玛依矿务局医院的基础设施很差，医护人员水平也参差不齐。

    ●1960年10月，院领导安排我到乌鲁木齐学习超声波诊断技术，可到了新疆医学院才知道，懂技术的医生去内地学习了。我去十六陆军医院，想办法争取到了一个珍贵的学习机会。

    ●前后花了两年半时间，A型超声波仪器总算是在克拉玛依“落户安家”了。经过一年多的摸索，我基本掌握了A型超声波肝胆检查技术，并将这项技术真正应用于临床。

    ●1983年3月，院里通知我到北京选购B型超声波诊断仪。1984年6月，仪器运到了医院。从此，我们的诊断精准度得到了质的飞跃，克拉玛依人再也不用去乌鲁木齐做B超检查。

    “自从我脱下军装来到克拉玛依，就一直与超声波诊断打交道，也有幸见证了克拉玛依超声波诊断的发展。”1月17日，克拉玛依“第一代”医生姜凤荣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回忆当年，他说——

    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1958年抗美援朝结束后，我就随志愿军511医院集体转业到了克拉玛依矿务局医院。此前，我对克拉玛依一无所知。

    分配前，教导员问我：“老姜，有两个地方可以选，你要到哪里去？”

    当时，我说：“哪里需要我，我就去哪里。”

    教导员看了我一眼，郑重地对我说：“那你就去克拉玛依吧，那里条件最艰苦，更需要你们。”

    “行！”这只有一个字的回答，让我与克拉玛依结下了一辈子的缘分。

    我来到克拉玛依的时候，医院刚刚搬了新院址，条件比之前好了些，是一个二层楼房，但医疗基础设施还是很差。那时的克拉玛依油田开发刚刚开始，医护人员非常紧缺，在我们这300多名转业人员带着设备来之前，医院的医护人员只有五六十人，水平也参差不齐。

    我被分到了理疗科，主要从事物理治疗。除我之外，科室只有3名护士，两个是部队转业的卫生员，还有一个没学过医，之前在老家村子里当过“赤脚大夫”，主要负责看仪器。她每天的工作内容就是插仪器插头、拔仪器插头。因此，有些病人也称呼她为“插拔护士”。

    “这里的医疗基础条件确实有些差啊，医院的发展任重道远。”来了克拉玛依一段时间后，我才真正理解了教导员当时话里的含意，但也明白，这里更需要我。我是一名军人，哪里需要我，我就要扎根在哪里。

    争取到学习机会

    1960年10月，我接到一个重要任务，院领导安排我到乌鲁木齐学习超声波诊断技术。

    那时到乌鲁木齐的交通工具还是敞篷卡车。新疆的10月，天气已相当寒冷，因此，尽管穿上厚棉衣，车上的我还是被冻得瑟瑟发抖。在独山子住了一晚后，第二天下午，我到了乌鲁木齐。

    我先是到了新疆医学院，提出了要学习新技术的请求，却被告知，医院懂超声波诊断的医生去内地学习了，归期不定。

    “这可怎么办？出来一趟不容易，技术学不回去咋能行。”失望的我坐在新疆医学院大厅里想了很久，觉得自己不能就这么回去了。第二天，我去了十六陆军医院。

    当时，十六陆军医院医务处的一位主任接待了我。一开始，他们并不想接收我学习，但我不想学习的事再次落空，就想办法与他聊天套近乎。

    闲聊中，他得知我是从朝鲜志愿军511医院转业到克拉玛依的，便对我显露出几分亲切。“老姜同志，说实话，这项工作我们也是刚开始，可能你也学不到什么。”他对我说。

    我一听这话就知道事情有了转机，赶紧回答：“没关系，超声波诊断是个新生事物，我也没见过。你们平时正常看诊，我跟在你们医生身后看着，能学到多少就是多少。”

    就这样，我争取到了这个珍贵的机会，开始跟着一位姓李的军医学习。

    一次，李军医对我说：“我也刚从内地学习回来，经验也不多。”“那你有没有学习资料，能拿给我看看吗？”我赶紧问道。

    他小心翼翼地从抽屉拿出了3张用蜡板刻的油印讲义对我说，这是他们在学习班学习的全部资料，主要内容是介绍A型超声波探查人体各个脏器的波形特点。

    我借阅过来，赶紧认真学习琢磨。幸运的是，当时年轻，记忆力好，看几遍就都记下来了。

    李军医也很好，对我请教的问题总是耐心地给予解答。15天后，我算是勉强入了A超诊断技术的门。

    等A超用时两年半

    院领导在安排我去乌鲁木齐学习超声波诊断的同时，还给我安排了另一项任务——乌鲁木齐工业展览会上有一台超声波诊断仪，让我把它带回医院。在展览会上，我看到了一台江南造船厂生产的江南三型超声波诊断仪，上面还贴着一张纸条，写着“卖给克拉玛依矿务局医院”。

    为保险起见，我要求负责人通电测试一下仪器性能，得到的答复却是：“懂操作的人离开了，这里没人会，你直接拿走吧。”没办法，我只能直接把仪器带了回来。

    回到医院，院长和医务处主任都迫不及待地跑来看这个“大宝贝”。但令人失望的是，通上电后，机器里只有一条扫描直线，没有显示波形（即始波）。于是，我立即写信与江南造船厂联系，得到对方回信答复：“把仪器运回原厂重新调试。”

    那个年代通信条件和运输条件都相当落后，半年后，仪器才又从江南造船厂运回克拉玛依。可经过测试，还是有两个电钮不匹配，仪器仍然不能正常使用。

    “咱们克拉玛依想要应用一项新技术可真难。”那一刻，我们相关医护人员都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但同时也更加坚定了我们要把克拉玛依矿务局医院建设好的决心。

    转眼到了1961年下半年。这时，江南造船厂给医院写来一封信，信里写道：“三型诊断仪在设计上有些问题，把仪器再运回厂家，改装成江南二型B，300元费用由医院承担。”

    我们再次将仪器寄回江南造船厂。等到仪器再寄回克拉玛依，已经是1962年2月。

    前后花了两年半时间，A型超声波仪器总算是在克拉玛依“落户安家”了。然而，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那时，全国的超声波诊断技术才刚刚开始，学习资料也几乎没有，我只有对到医院来做理疗的、身体状况正常的病人有选择地进行超声检查，从而获得对正常波形的概念与认识。后来，我又有意识地选择一些有肝病史的病人，观察他们的异常波形。1964年初，我又与传染科医生联系，让临床上化验肝功能异常的病人来理疗科做超声波检查。

    经过一年多的摸索，我总算积累了一些经验，基本掌握了A型超声波肝胆检查技术，并将这项技术真正应用于临床。

    克拉玛依迎来了B超

    随着克拉玛依油田的开发建设，克拉玛依矿务局医院也得到了快速发展。随着医疗设施的增加，我又开展了对颅脑及心脏等其他项目的检查。可喜的是，1982年，随着新人的到来，克拉玛依超声波诊断增加了新生力量，不再是我一个人“单打独斗”了。

    时间的指针拨到1983年，克拉玛依的超声波诊断又迎来了一次大变革。这一年，我们将目光看向了B超。

    那时，克拉玛依人想做一次B超检查十分不容易，要前往乌鲁木齐排队预约，然后回克拉玛依，等到通知后才能前去检查，前后耗时一个月左右，患者饱受奔波之苦。

    1983年3月，院里通知我和卫生处的张元海到北京参加医疗器械展览会，并在会上选购B型超声波诊断仪。

    “我们克拉玛依有望引进B超了，以后我们克拉玛依人不用再跑到乌鲁木齐去做检查了。”那天，我高兴坏了，向家人、朋友分享了这个好消息。

    我记得特别清楚，在北京的医疗器械展览会上，共有3家公司展出了B型超声波诊断仪。经过反复对比，我选定了两台东芝公司出产的B超诊断仪，一台是扇形的，专门做心脏检查的，另一台做腹部检查。

    我打电话向医院汇报时，医务处告诉我，做心脏检查的仪器供应处已经买了。因此，我就订购了做腹部检查的那台B超诊断仪。此后，我就开始翘首盼望新仪器。

    在大家的期待中，1984年6月，仪器从上海运到了克拉玛依。从此，我们也有了B型超声波检查项目，诊断精准度得到了质的飞跃。而我这个超声波诊断医生，也算完成了自己来克拉玛依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