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瑞麒: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刘红艳 郭阳

    人物简历

    杨瑞麒,84岁。1955年从山东招生来新疆,就读于乌鲁木齐矿业学校(后转入乌鲁木齐石油学校);1959年7月毕业后分配到新疆石油管理局科学研究所工作(勘探开发研究院前身),至今仍从事油田地质研究工作。曾先后担任勘探开发研究院开发研究室主任、科管科科长、勘探开发研究院主任地质师、开发副总地质师等职务。1998年杨瑞麒退休,时任勘探开发研究院开发总地质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曾返聘为新疆油田公司油气田开发顾问、特聘专家。

    杨瑞麒说:

    ●我们到野外工作每次只能带一壶水。早上出门前先把水喝个饱,午饭前基本不喝行军壶里的水,中午吃干粮时喝一点。队长规定,每天晚上回来时水壶里必须要留一点水,以防意外情况发生时能有补给。

    ●在偌大而嘈杂的库房里,我坐在小板凳上看岩心,一看就是一整天。虽然看岩心的工作枯燥,而且工作量大,但我却沉浸其中,乐此不疲。因为,通过观察分析岩心,让我产生了一种强大的成就感。

    1955年,杨瑞麒从山东考入乌鲁木齐矿业学校(后转入乌鲁木齐石油学校)读石油地质专业。1958年4月,临近毕业时,学校要求地质专业班的学生勤工俭学,到地质队去,既能参与生产,又能学到相关专业知识。于是,杨瑞麒和班里其他6名同学到了新疆石油管理局地质调查处的110/58地质调查队当起了实习生。

    9月末,记者采访了这位与“石油”结缘一生的老石油人,他说——

    我的野外生活开始了

    我们7人跟随110/58地质队来到三个泉,4月份去,11月才收工回来。大半年的时间,我不仅体会到了地质工作者的艰苦,而且在野外这个课堂上、地质队这个大家庭里,我也收获了知识和亲情。

    三个泉在准噶尔盆地中央的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的东北缘。当时,沙漠里没有路,只能从盆地南缘—西北缘—东北缘绕道去三个泉。我们第一天从乌鲁木齐到独山子,第二天到和什托洛盖,第三天再到夏子街,再向东走。

    一次,我们的车在一大片枯树林里迷失了方向。由于野外队多,车辙印也多,我们的尕斯车虽然性能很好,但到了晚上也没能走出这片枯树林,于是队长下令:就地宿营!我们十几个队员开始安营扎寨。

    队长的野外经验非常丰富,他选了一处相对安全的地形,让我们把行军床围着汽车支一圈,以便相互有个照应。由于天色已晚,我们来不及搭帐篷,于是每个人把自己的帆布行军床支好,数着星星入睡。没想到,半夜突然下起了小雨,有些人就起来把蚊帐搭起来防雨,虽然起不了多大作用,所幸雨也不大,大家一晚上凑合着也就过去了。

    第二天,我们赶到三个泉时,天已经快黑了。

    所谓“三个泉”是有三眼泉水,可是水又苦又咸,人根本不能喝,而且也不能洗衣服。那里除了沙梁子,就是戈壁滩和黄泥滩,尽管如此,那里已有了水文队、电法队队员的足迹,他们留下的一块平地给我们提供了搭建帐篷的便利条件。大家齐动手,搭起了三座帐篷、起了锅灶、捡拾了梭梭柴,做好了安顿的各项准备。

    队长不停地叮嘱我们:晚上睡觉要把帐篷拴好,用行军桌顶住门、晚上出来要打手电,不能走太远,尤其是女同志要结伴出行……队长告诉我们,曾经有个队员起夜时转了向,找不到帐篷,最后越走越远。另外,这地方有水,有水就有黄羊,所以狼也会经常出没,大家要提高警惕。

    很快,三个泉上空就升起袅袅炊烟,我们的野外生活开始了。

    带一壶水在野外跑一天

    地质队员当时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填绘地质图,每到一个地质点都要采样、描述地层岩性和产状,并把地质点和地质产状标绘在图上。

    在三个泉,我们做的是1比5万的地质详查。每500米就要定一个地质点,我们两人一组,一个测量描绘,一个记录,这项工作从早到晚不停地跑点。

    我和女技术员沙国华一个组,我是她的助手。在那个年代,大家工作都很拼。记得有一天,我们在沙漠区填了20个平方公里的图,走了70多公里的路,一天几乎没停过。我拿着罗盘测量方向、看岩性,然后把数据报给她,由她记录描述。

    中午我们吃的是自带的干粮。干粮就是馒头或饼子,有时会有点咸菜,干粮就装在我们的采样袋(标本口袋)里,饿了打开采样袋就啃两口。午饭一般都是边走边吃,一是因为要节省时间,二也不敢往沙子里坐,毒辣的太阳把沙地晒得滚烫,要坐还得挖个沙坑再坐。一年下来,队员们穿的轮胎底翻毛劳保皮鞋基本上都磨破了。

    尽管天气炎热,工作辛苦,可我们到野外工作每次只能带一壶水。早上出门之前先把水喝个饱,中午吃饭前基本上不喝行军壶里的水,中午吃干粮时喝一点。但是队长规定每天晚上回来时水壶里必须要留一点水,以防意外情况发生时能有补给。

    当时,队上的主任采集员一个人一天就填了一个60平方公里的图,在地调处树了标杆。他去工地时就带一个睡袋,一桶水和一点干粮,他让我一个星期后给他送点水。一个星期后,我到他的工区给他送水时,他还是干劲十足。

    穿着皮袄坐一宿

    1963年3月,我结束了在南疆的工作,正式回到克拉玛依。随后,我接手了一项重要工作——参与黑油山的火烧油层试验。

    记得我们在黑油山的露头上根据剖面挖了两个大坑,然后用火烧,其实就是想从不同的层位、不同的剖面上研究石油的分布情况。

    这项工作持续了近2年时间。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作为科研人员,我就长住在黑油山,宿舍就是黑油山旁边的地窖。

    地窖是狭长的,到了冬天特别冷,里面除了一个炉子,没有其他取暖设备。当时,煤也比较稀缺,我们就取一些油砂塞进炉子里,晚上睡前必须小心翼翼地把炉子压好,否则就会有煤气泄漏引起中毒。

    在克拉玛依,我还经历过一场罕见的大风天气。

    那天,我正和同事在分析资料,大风仿佛在一瞬间就刮起来了。我们想赶紧回国光新村的宿舍,可短短150米的距离,我们几个人手挽着手,还是举步维艰。在和大风抗争了近20分钟后,我们才回到了宿舍。当时晚上气温还比较低,想桶开炉子把火墙烧热,可打开炉盖一看,炉子里的煤炭连同烟灰都被抽出去了。没办法,我们穿上皮袄和毡筒靴在床上坐了一夜。

    那天晚上,克拉玛依友谊馆还有一场精彩的豫剧演出,那场大风把友谊馆楼顶的铁皮掀飞了一大块,看戏的人们只好在剧场里坐了一晚上。

    我想对年轻人说

    克拉玛依油田是新中国成立后发现的第一个大油田。从1958年到1960年,克拉玛依油田原油产量稳步提升。1960年,原油年产量达到160多万吨,占全国年产量的39%。

    1962年,为了对克拉玛依油田进行全面调整,上级部署了124口油井,要求3年内打完,并且要求这些井全部对储集体层部位进行系统取心。因此,我来克拉玛依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观察岩心,为储层沉积相研究收集资料。

    当时,我的工作地点是在一个大库房里,井上取出岩心就拉到库房,我就开始看岩心。一个小板凳、一盆水、一个刷子,就是我的标配工具。一盒岩心3米长,一口井取出的岩心一般二三十盒,最长的一口井有100多盒。

    在偌大而嘈杂的库房里,我坐在小板凳上看岩心,一看就是一整天。一边看一边做详细记录。虽然看岩心的工作枯燥,而且工作量大,但我那时却沉浸其中,乐此不疲。因为,通过观察分析岩心,使我对克拉玛依油田的情况有了全新而深入的认识和了解,让我产生了一种强大的成就感。

    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我不断去野外,跑露头看剖面。油田北边的露头区,我不知跑了多少遍,这些地方的地质情况早已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直到现在都挥之不去。

    如今,克拉玛依油田发展得越来越好,科学技术手段也越来越先进,我对克拉玛依油田很有信心。我们这一代人已经完成了我们的使命,未来,克拉玛依油田的发展,要靠年轻一代的不断努力和拼搏。

    作为老一辈的油田科研人员,我想对年轻人说一句话,那就是——要脚踏实地,积极探索,甘于寂寞,坚定不移地追求科学真理。

时间:2021-11-01    来源:克拉玛依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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