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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时,西域已深受内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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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朝统辖西域时期,天山南北政治统一、社会稳定,各地经济发展,各民族间的交往融合程度空前加强,社会面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北疆传统的游牧地区开始出现农业。南疆的绿洲农耕、城郭地区以及天山北部的吐鲁番、吉木萨尔等地,由于唐朝政府实施大规模的屯田、移民举措,以及新的生产工具的推广使用,西域的农业经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也随之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

    随着“丝绸之路”的进一步拓展,尤其是天山北部草原路的畅通,使西域与毗邻地区的商贸交往活动更加便捷。唐朝政府在交通要道沿途设置了大量驿站、驿馆,往来行人和客商经过水、陆检查站时,要有官府颁发的“过所”(护照或通行证)才能通行。

    这些设施和管理措施,既便利了军政官员和军队的往来交通,也给过往商旅和物资流通提供了方便。唐朝诗人张籍“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的诗句,就生动地描述了当时中原同西域频繁而密切的贸易往来状况。诗中的“安西”指的就是唐朝所设置的安西都护府所在地龟兹(今库车等地)。

    商品交换同样推动了货币的发行和流通,当时,在天山南北各地流通的货币除唐朝钱币外,还有当地人铸制的龟兹钱、突骑施小铜钱以及波斯钱币等西亚国家的金币、银币。

    唐朝统辖西域时期,西域文化艺术方面取得了超过前代的巨大成就。

    西域乐舞对唐朝的都城长安产生了巨大影响,唐朝十部乐中,西域乐就有三部(疏勒乐、龟兹乐、高昌乐)。白明达、裴神符、尉迟青等西域演奏家的高超演技享誉中原地区,柘枝舞、胡旋舞、胡腾舞、拨头舞风靡朝野上下。

    西域画家尉迟乙僧及父尉迟质那的凹凸绘画技巧,影响了中原地区的画风。来自印度的佛教及其文化经过西域当地佛僧的变通,形成独特的本地风格,并且东传中原地区,给中华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

    西域的服饰、饮食、建筑风格以及风俗习惯的东传,也丰富了唐朝的文化内涵。而这一时期中原地区文坛中出现的以边疆戎马生涯和颂咏西域大漠奇异风情为主要内容的“边塞诗”,则成为唐诗中的一朵奇葩。

    与此同时,儒家文化以及内地本土的道教典籍也传入西域,推动了西域文化艺术的发展。

    史料记载显示:此时西域汉人的经学研习已纳入科举进士的轨道,像高昌等汉人聚居区都设有专门的学校。在吐鲁番出土了《毛诗》《论语郑氏注》《孝经》等儒家经典的抄本,以及道教符录、经卷遗物,其中,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的《论语郑氏注》堪称文物珍品。该残卷是一位年仅12岁的义学(公办学校)学生卜天寿抄写的,年代在唐中宗景龙四年(710年)。

    ——(据《新疆三史教育简明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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