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出生在破旧的祖屋，那是我爷爷的爷爷留下来的。祖屋的前院是两间大瓦房，我家和大伯家各居住一间，后院是三间厦子房，因年代久远，家贫无钱修缮，祖屋早已百孔千疮。白天，一缕缕阳光穿过屋顶瓦片间的破洞，洒下一道道金黄的光柱，我喜欢看那在光柱里欢快跳跃的粉尘。到了夜晚，我躺在火炕上，数着天上的星星入眠。

包产到户后，农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那时候，村子重新规划街道，给我家分了一院两间宽的新宅基地。为了从破旧的祖屋里搬出去，父母用勤劳的双手，在土里既刨食又刨钱，甚至于砸锅卖铁、东家借、西家凑，拉下了多少年都还不清的饥荒，硬是拼了命才盖起了两间土木结构的大瓦房。大瓦房很少用砖，只是在几个承重柱和门窗框四周用了少量蓝砖，其余的墙体都是在土墙上面胡基盖房子。

那时候，我家临街的院墙也是土夯的。土墙底下最宽处约一米，顶部最窄处也有五六十厘米。

那个年代，农民一年到头守着自家那几亩责任田，几乎没有人进城打工。在农闲时，如果谁家盖房子，像夯土墙、打胡基这样的重体力活，淳朴厚道的邻里乡亲们便会义务帮忙干活儿，不收取一分工钱，主家只需管一日三餐。

夯土墙时，父亲和邻居叔伯们先打好地基，然后在其四个角各深埋一根高约三四米的木椽作为柱子，将其顶部收口固定，呈上窄下宽的梯形，从底部向上用一根根木椽紧挨着固定在四根柱子上，形成长三米、宽一米、高一米多的空间，给里面填进二三十厘米半潮湿的黄土。黄土不能太干，也不能太湿：太干没有黏性，土墙不结实，土墙太湿又容易倒塌。

夯土墙用的是半圆球形的大铁锤子，有十来斤重，平面处有一小孔，嵌入约一米长的木棍，其顶部安装长约二十厘米的木手柄。用这大铁锤夯土，不需要什么技术，全凭一身好力气。父亲双手高高提起大铁锤，用力锤打坑土，待黄土被锤打得坚如磐石后，再填入一层新土，继续锤打。父亲一边夯土墙，一边向上添加木椽，直到土墙高约三米。盖房子的土墙不能太高，否则容易倒塌。等土墙晾晒干透后，匠人在上面高高垒起胡基，架椽铺瓦盖房子。土夯的院墙只有两米高。

那时候雨季特别长，雨淅淅沥沥地一下就是十天半个月。土院墙怕水泡，今天这塌一块，明天那垮一片，没几年，土院墙便垮塌得连人都遮挡不住了。

父亲嘴里咬着旱烟锅，看着土院墙鸡飞狗跳的残垣断壁，对母亲说：“不打胡基垒墙怕是挡不住贼娃子了。”

春暖花开时节，父亲开始打胡基。他找土质黏性大的荒地，平整好一处土地，用一个平底大石磓夯瓷实，上面放一个长方形的木板模具，长五十厘米、宽四十厘米、高十厘米，在模具里撒一些草木灰，打好的胡基就不会和地面粘连。父亲将湿黄土用铁锨铲进木板模具里，用一块长条木板沿着模具四周来回刮动，使泥土整齐地平铺满模具，然后用平底大石磓用力砸泥土。大石磓重二十多斤，提起来很费力。打好一个胡基，一般只需要提起大石磓，在泥土上砸五下：四周各砸一下，最后在中间砸一下就好了。之后，拆掉模具，取出土坯，垒起来自然风干。父亲从早忙到晚，身上的衣服被汗水浸湿，又用体温烘干，一天累死累活地能打四五百个胡基。

经过一个多月的辛苦劳作，父亲打了上万个胡基。为了防水，父亲和叔伯们用架子车把胡基拉到村里的砖瓦窑烧成砖。望着胡基砖砌成三米高的院墙，父亲乐得合不拢嘴。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老屋的胡基院墙早已拆掉，在原址盖了楼板平房。当年，前院两间大瓦房的土外墙用胡基砖包起来加固，至今矗立了近四十年。胡基砖上斑驳的岁月痕迹显露出父亲为了养育儿女辛苦操劳，对我们付出了深沉的爱。看到胡基砖，我就想起了父母健在时那令人难以释怀的旧时光。

作者简介：

两木金，本名金林，陕西省武功县人，毕业于西北大学新闻系，陕西广播电视台九号发射台工程师。作品散见于《三角洲》《精短小说》《作家文摘》《农民日报》《中国应急管理报》《人民代表报》《山西晚报》《西安晚报》《西安日报》《兰州日报》《泰州晚报》《咸阳日报》等报刊。散文作品获2021年“三亚杯”全国文学大赛金奖、第九届“相约北京”全国文学艺术大赛一等奖、2022年“最美中国”当代诗歌散文大赛一等奖，已出版散文集《遥望故乡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