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跃培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在所有的红色诗文中，可能夏明翰烈士这首诗是传诵得最为广泛的。 原因何在呢？是不是因为它用最为通俗明瞭、琅琅上口的语言强烈地表达了那种为了守护真理、践行真理而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呢？

    有了真正的爱国主义，有了真正的人民至上，有了真正的对党忠诚，才可能有视死如归的精神。这就是红色诗文中蕴含的第四种宝贵精神。

    夏明翰，1900年8月25日生于湖北秭归县，湖南衡阳县人，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发动工人罢工，参加组织秋收起义。1928年3月20日，他在汉口余记里刑场英勇就义，年仅28岁。他的《就义诗》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但他在英勇就义前给妻子写的信大家可能就没有那么熟悉了——

    “抛头颅、洒热血，明翰早已视等闲。各取所需终有日，革命事业代代传。红珠留着相思念，赤云孤苦望成全。坚持革命继吾志，誓将真理传人寰。”

    他给妻子的诀别信，与《就义诗》表达的几乎是同一个意思。

    我们再来看一首就义诗——

    满天风雪满天愁，革命何须怕断头？

    留得子胥豪气在，三年归报楚王仇！

    这是杨超烈士在就义前写的诗。杨超1904年生，江西德安人，是方志敏烈士的同学。1923年，杨超在南京东南大学附中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2月，发表《改造中国的一条道路——革命》；1925年在北京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由党派回江西担任中共江西省委委员，后赴德安担任中共德安县委书记。

    1927年4月蒋介石背叛革命，杨超转往南昌、武昌、河南等地工作。10月，党任命他为特派员再回江西，不幸在九江被特务逮捕，1927年12月27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枪杀于南昌市德胜门外下沙窝。就义时，杨超高声朗诵《就义诗》。牺牲时，他年仅23岁。

    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

    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

    这是周文雍烈士写的《绝笔诗》。周文雍，广东人，1905年生，1925年入党，曾任中共广东省委委员，1927年12月广州起义时，任广州苏维埃劳动委员和工人赤卫队总指挥。1928年春，他和爱人陈铁军不幸被捕牺牲，年仅23岁。这首诗是周文雍就义前在监狱的墙壁上写的。

    1928年2月6日，广州起义失败后被捕的周文雍和陈铁军在广州黄花岗英勇就义。

    在刑场上，两人宣布正式结为夫妻，举行了悲壮的婚礼。

    陈铁军在刑场上发表了最后的演说：

    亲爱的同胞们，姊妹们！我和周文雍同志的血就要洒到这里了。

    为了革命，为了救国救民，为了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而牺牲，我们一点也没有感到遗憾！

    同胞们，过去为了革命事业的需要，党派我和周文雍同志同住一个机关。

    我们的工作合作得很好，两人的感情也很深，但是，为了服从革命的利益，我们还顾不得来谈私人的爱情，因此，我们一直保持着纯洁的同志关系，还没有结婚。

    今天，我要向大家宣布：

    “当我们把自己的青春生命都献给党的时候，我们就要举行婚礼了。让反动派的枪声，来做我们结婚的礼炮吧！同胞们！同志们！永别了，望你们勇敢地战斗，共产主义一定会胜利，未来是属于我们的。”

    今天， 当我们的年轻人在富丽堂皇的宴会大厅举行温馨浪漫的婚礼时，可还有人知道九十二年前年轻的共产党人曾经有过这样的婚礼？可曾有人在脑海中闪现过他们婚礼的场景因而深深地觉得自己是多么的幸运与幸福？

    让我们记住他们吧，千万不要忘了他们！忘记他们不仅是对他们的不敬，更是对自己对自己子孙后代的不负责任。

    陈铁军，原名陈燮君，1904年3月生于广东佛山；1924年秋考入广东大学文学院预科；求学期间，决心跟共产党走，她将原名燮君改为铁军；1925年参加“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的宣传工作；192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的1927年10月，受党组织的派遣，她装扮成周文雍的妻子开展工作，并参加了广州起义。1928年1月27日，大年初五，被叛徒出卖，与周文雍同时被捕。在狱中，他们备受酷刑，坚贞不屈。敌人无计可施，决定判处他们死刑。在共同进行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周文雍和陈铁军产生了爱情。但为了革命事业，他们将爱情一直埋藏在心底。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决定将埋藏在心底的爱情公布于众，在敌人的刑场上举行了空前绝后的革命婚礼。

    他们的生命在青春时凋谢，他们的精神必将永世长存！

    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

    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这是吉鸿昌烈士的《就义诗》。吉鸿昌，1895生，河南扶沟人，共产党员，1933年任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第二军军长；1934年 11月在天津被捕，英勇就义。

    “我这次牺牲并不出乎意外，父亲不必过于悲伤，还可以再讨一个或继承一个，你就当作没有生我这样一个孩子，只有这样想法。我自问没有什么对不起家庭的地方，但是使你现在十分悲伤。我并不悲伤，若干年后，你一定会理解的。”

    这是革命烈士傅烈1928年就义之前，留给父亲的一封遗书。

    1928年4月3日，敌人在重庆朝天门外将傅烈残忍杀害。临刑前，傅烈给父亲和妻子各留下一封家书。在给妻子陈才用的信中他写道： “你是知道我怎样死和为什么而死的？！你要为我报仇，要继承我的遗志，为党的事业奋斗到底！”

    在信的末尾，他写下了 “拼将七尺男儿血，争得神州遍地红”。

    傅烈，1899年生，江西临川人，是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任书记，牺牲时年仅29岁。

    今天，在和平建设年代，我们表态说对党忠诚，或在入党宣誓时说“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虽也庄重，但不得不说仍然显得轻松。在革命战争年代发这个誓，那是随时有可能要用自己的生命、自己的脑袋来兑现这个誓言的。我们不妨扪心自问：这些烈士们视死如归，如果在相似的环境中，我们能做到吗？

    也许，在和平年代问这个问题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但在我们面对工作拈轻怕重时，在我们面对名利患得患失时，我们是不是应该想一想他们的言行，然后做出合适的选择？无能如何，对这些为了救国救民而视死如归的先烈，无论你是不是共产党员，作为一个中国人，甚至哪怕仅仅作为一个人，我们也必须保持起码的敬重。一些人把革命烈士的英勇壮举作为调侃甚至抺黑的对象，真是毫无心肝、寡廉鲜耻！

    这一部分我们一起重温的几乎都是革命烈士们临刑前留下的诗文，也就是在明确地知道自己要被杀害时留下的。这些诗文蕴含的共同精神就是为了崇高的理想与信仰视死如归。那么，革命先辈们在为革命奋斗的过程中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