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历

    余修德，出生于1932年，湖北郧西人，1948年参军，1952年转业至玉门油田工作，1955年10月调至新疆石油管理局钻井公司工作，先后在独山子、克拉玛依、白碱滩等地从事钻井工作，1993年退休。

    余修德说：

    ●1952年，我所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十七师一七一团被改编为石油工程第一师第二团。当年12月，我们从驻扎地陕西省汉中市启程，朝着玉门油田进发。

    ●我来克拉玛依打的第一口井虽然没有成功，但是部队的经历磨炼了我的意志，让我能经受住失败。在那之后，我又跟随井队前往白碱滩、中拐继续打井。

    ●我们抓鱼改善伙食，给井队队员及时补充了营养。我听说，一些其他井队的队员吃不饱时会煮戈壁滩上的骆驼草来吃，相比之下，我们算是很幸运的了。

    ●对于青年一代，我想说：千万不要忘记历史，最重要的是不能忘本和做人的良心，一定要珍惜现在的大好时光，把我们的家乡克拉玛依建设得越来越好！

    “转业更显英雄色，敢牵油龙壮山河……”上个月14日，89岁的余修德老人说起自己在克拉玛依的工作经历，依然精神矍铄、滔滔不绝，自豪地向记者展示他获得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以及新疆石油管理局颁发的纪念章。这些闪闪发亮的纪念章，是余修德老人为祖国石油事业勇敢扎根边疆，无悔奉献青春的见证。

    坐在窗明几净、温暖如春的家中，余修德老人向记者讲述了跟随部队转业，从一名解放军战士变为一名钻井工人的往事。

    他说——

    哪里需要去哪里

    1952年，我所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十七师一七一团被改编为石油工程第一师第二团，我和我的战友们从保家卫国的解放军战士变成了石油工人。

    当年12月，我和其他转业的同志一道，从驻扎地陕西省汉中市启程，越秦岭，跨黄河，朝着玉门油田进发。

    记得刚接到通知时，团里不少同志产生了畏难心理，一想到要离开家乡前往“春风不度玉门关”的荒凉之地，还要放下钢枪从头学习钻井技术，他们心里没底。

    我心想，自从16岁离开湖北老家的父母兄弟去参军，直到全国解放，我参加过襄樊、淮海战役，参加过平息宛西匪患的战斗，枪林弹雨都挺过来了，现在不就是学个钻井技术么，怕什么！更何况，祖国各行各业发展都需要石油，当石油工人就是为国家发展出力，哪能被一点点小情绪打趴下？

    简单收拾好行李，我跟着大部队出发了。

    1955年8月，我已经在玉门油田当了3年钻井学徒工人。

    当年9月，接到上级命令，我所在的排被调遣至新疆克拉玛依参与油田大开发。

    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是军人的天职。几天时间内，我们把柴油机、井架、泥浆罐等设备拆卸装车，穿着帆布工服，坐上了开往新疆的“嘎斯”敞篷大卡车。

    路上花了一个多月时间，在经历了几次汽车抛锚意外后，我们终于赶到了独山子。

    当时我们负责打一口编号为221的探井，井深3000米。如果用上现在的技术，这点深度一天就能打完，但在当时就不一样了。虽然我们用的是大井架子，但钻杆、钻头这些关键设备都是从罗马尼亚进口的，质量不是很好，而且独山子地层构造复杂，在钻井过程中，钻头总是因为过热而卡住，我们只好放慢打井速度。

    这一口3000米的井，硬是打了近一年。

    在这期间，我的右手食指，差点“报废”了。

    那天，戈壁滩上的阳光晒得人脊背发烫。钻台上，钻杆正在正常下钻，我站在旁边准备扣吊钳。正当我扣紧吊钳的时候，突然右手一滑，食指被吊钳挤了一下，我疼得“哎呀”一声，本能地把手抽了回来。

    见我受了伤，操作台上的司钻马上停住了机器，钻台上的其他同事都围上来查看情况。我的右手食指指腹左侧处一块指甲盖大小的肉没有了，鲜血从伤口处不断流出来，染红了一片工衣袖子。

    大家都吓坏了，我自己也很后怕，一个吊钳重量有一百多斤，假如当时再用一点力，我的食指肯定就保不住了。

    井队领导看我伤得不轻，给我批了一个多星期的病假，让我养好了伤再上来。

    直到今天，我的右手食指还有两道深深的缺口。

    打井失败没出油

    1956年6月，我们井队接到新的任务，开始搬家。

    1955年10月29日，1219青年钻井队打出了著名的一号井。我们预定打的第29号井的位置也在同一片区域。地质勘探的同志在前期勘测中，判断这里也是一个有希望出油的区域。

    因此，领导对29号井寄予了很大期望，我们也暗暗憋了一股劲，希望能圆满完成任务。

    按照预定计划，这口井设计井深2000多米，打井也是一场“硬仗”。领导告诉我们，这口井完井的那一天，自治区领导也会来现场见证出油盛况。

    那时候，我已经是副司钻了，职务升上去了，责任也就更大了。我们一共3个班，每班12个人，虽然打井速度慢，但是工作量可一点没少。

    为了保证钻井质量，就必须减少卡钻、钻头磨损、工具掉落井下等作业事故的发生。

    那几个月，只要我当班，就总是在井场上转悠：数钻杆、查看钻具、柴油机检修等等工作，我一项项检查无误后，才能安心交接班。交接班时，我还要再三确认井深、泥浆运行情况、钻台操作情况，并给钳工、钻工、井场工分配当日工作任务，保证任务到人、安全到位。

    大家的工作热情也很高，虽然我们的蓝色粗帆布工装皱巴巴的，还总是沾满黑色油污，但是看着井场上的钻杆一根根变少，队员们也都忘了辛苦，只盼着早一点完井出油。

    1957年下半年，29号井终于完钻。我们提前在井口下的防喷闸处安装了5米长的试油管线。试油当天，自治区领导、新疆石油管理局领导以及井队领导都来到现场，井架下面乌压压站着一群人，我也特意穿上了干净的工衣站在了人群中。

    随着防喷闸被一圈圈扭开，我的心也越来越紧张，等到闸门被完全打开后，大家都静静地等待着，但是管线始终没有响动——最终，29号井宣布出油失败。

    这是我来克拉玛依打的第一口井，虽然没有成功，但是部队的经历磨炼了我的意志，让我能经受住失败。在那之后，我又跟随井队前往白碱滩、中拐，继续打井。

    工作时苦中作乐

    我是一个性格乐观的人。坚信天下没有过不去的事。1958年春，已经担任钻井队队长的我，带领井队到中拐打井。

    井队都是青壮年，干活体力消耗大，吃得多。

    那个年代，不能说吃得好，只能说刚刚吃饱。我们上井工人每月口粮能分得多点，一个月38斤，但是没有肉，肚子里油水少，干起活来特别容易饿。

    为了改善伙食，我们轮流去小拐抓鱼。

    每天交接班后，下班的队员就提着自制的小背篓出发。小拐离我们住的地方有十几公里，没有车，大家就聊着天走过去，一路说说笑笑的，也就不觉得远了。

    那时候小拐盖了一所疗养院，疗养院后面就是一条小河。到了以后，大家就地取材，拔点芦苇野草之类的堵住小河的一端，好像建起了一面墙，这样鱼就游不过去了。

    等到鱼聚集得多一点，大家就脱了鞋、挽起裤腿下河抓鱼。

    这样去一次，能抓到七八条鱼。

    虽然都只是半个手掌大小的“小白条”，但也够大家打打牙祭，尝尝肉味了。把鱼送到炊事班后，让大师傅做一盘干炸小鱼，每人分个一条半条的，就算是开荤了。

    我们抓鱼改善伙食的这个办法，给井队队员及时补充了营养，让大家能保持较好的工作状态。我听说，一些其他井队的队员吃不饱的时候，还会煮戈壁滩上的骆驼草来吃，相比之下，我们算是很幸运的了。

    除了吃的，喝水也是个老大难问题。那时没有自来水，我们喝的水都是从小拐拉来的，一天只送两趟，水还是浑浊的，井队上没有明矾，没办法过滤，只能静置几小时，有时候实在忍不住，只能直接喝了。

    这样的“苦水”，一直到70年代，我们还在喝，有些同志说难喝，我倒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打仗可比这苦得多哩，牺牲了许多同志，我们还能活着，有工作、有饭吃，还有什么可抱怨的。

    1996年，我收到了来自新疆石油管理局颁发的“辛勤工作四十年”纪念章和“石油师人”纪念怀表，这是对我几十年工作的认可，也是我们第一代石油人建设克拉玛依的历史见证。

    我们的生活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吃穿不愁，安居乐业，这一切都是在党的领导下才得以实现的。作为一名有67年党龄的老党员和老战士，回想我这一生，能够参与克拉玛依的发展建设，成为“石油师”的一员，我十分自豪。

    对于青年一代，我想说：千万不要忘记历史，最重要的是不能忘本和做人的良心，一定要珍惜现在的大好时光，把我们的家乡克拉玛依建设得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