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兰英:保健站的那些事
再努尔·则力甫别克

    人物简历

    丁兰英,女,汉族,河南商丘人。1944年出生,1965年来到克拉玛依,在机电处当过描图工,在机械厂当过挑土工,1975年前往保健站工作,1993年退休。

    丁兰英说:

    ●有一年,我们保健站的医师外出进修去了,整个泵站里懂医护知识的人就剩我一个。那时候我去哪儿都是用跑的,根本没空休息。我在保健站边学边干,铆足了干劲,竟然一个人把它撑了起来。

    ●到现在,我都不能忘却那一幕:那个悲痛欲绝的母亲,还有那个小小年纪就夭折的孩子。从那时候起,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不断提高自己的医疗技术,为更多人解除痛苦,不让悲剧在眼前发生。

    ●懂医学知识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各种卫生学校、医学院不断地向克拉玛依输送人才,我们这些“家属工”也该下岗了。是时候,让这些年轻人上阵了。但是我不会离开,我会一直守护在这里,扎根在这里。

    1965年,丁兰英从商丘师范学校毕业后来到克拉玛依。此后的几年间,她先是在机电处当描图工,然后在机械厂当挑土工。1975年,她的丈夫转岗到了705泵站,她作为家属被分配到了705泵站所属的保健站。1980年,她被派去采油五厂保健站工作。

    “我这一生都是那么忙碌,干什么都是跑着做的。”今年77岁的张兰英一直无法忘怀在705泵站、采油五厂保健站工作的那段岁月、那些事。

    初来乍到

    一间小房子,一个大柜子,一张破旧的木头桌子,一个消毒用的大锅炉,一个听诊器,一本记账本,一个医师,再加上一个初来乍到的我,这就是保健站的全部“家当”。

    别看保健站不起眼,但705泵站的工人,还有附近种地的、放牧的全都来找我们看病。

    “小孩儿的退烧药一片0.1克,大人的一片0.5克;小孩儿的青霉素打20万单位,大人打40万单位……”我一边在心里默念着医师的话,一边戴着听诊器给一个孩子看病。

    我把听诊器放到孩子的后背左右两侧听了又听,没有听到类似抽水烟袋的声音,这就代表着没有炎症。我又把听诊器放到孩子的气管上,发现伴随着呼吸,有“吱……吱……”的声音。

    “这孩子是支气管炎,我给他打个消炎针。”说罢,我去拿注射器备药。

    那时候一般打针多的孩子屁股蛋子上都有几个硬疙瘩。而我一摸那孩子,他的屁股上密密麻麻的都是硬疙瘩。这孩子是受了多少苦!我心疼极了,慢慢地摸索着,找了个平滑的地方给他打了针。

    孩子妈妈说了声谢谢,抱着孩子走了。

    我起身翻开厚厚的记录本,记下患者的名字、性别、岁数、症状,然后去小屋里头把注射器放进消毒用的大锅里。

    回家之前,我反复确认听诊器是否放进柜子里了。听诊器可是个大宝贝,这东西要是丢了,我们保健站也就没法运转了。

    铆足干劲

    有一年,我们保健站的医师外出进修去了,整个泵站里懂医护知识的人就剩我一个。那时候我去哪儿都是用跑的,根本没空休息。

    “汪!汪!”我家院子里的狗“黑子”又开始叫了,我还没给孩子做好饭,生了病的人就骑着毛驴找上门来了。

    “黑子”估计是心疼我,它是条军犬的后裔,平时不咬人,这会儿却脾气大得不行。我出去一看,“黑子”正咬着那人的裤腿往后拽,想把他拽出大门。

    我哭笑不得,跟那人说:“你别怕,它平时不咬人。”

    看病,抓药……把人送走后,我又回去和面,面还没和好呢,邻居阿克泰的老婆又跑来了。

    “你这是怎么啦?”我问那小媳妇儿,她紧紧攥着自己的手,不敢放开。

    我打开她的手,一股鲜血就流了出来。“砍羊肉,砍手!”她这么一说,我就知道了,她是切羊肉时不小心把手给切到了。

    我来不及洗手,撂下面盆,急匆匆地带她去了保健站,消毒、缝针、包扎……

    那时候,我们家总是吃饭最晚的一家。我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3个孩子肚子饿了,老大就一手牵一个出门散步,在外边儿逛几圈,实在不行,就捧着大花碗去隔壁阿克泰家要羊奶喝。

    我心里总觉得对不住孩子们。为了弥补白天对他们缺少的陪伴,我晚上就给他们讲故事:“有一个很聪明的小男孩,叫司马光……”讲着讲着,我感觉沉重的身子越来越轻,便开始说梦话了。

    时隔一年,医师回来,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医师回来后翻看了记录本,检查了我的工作,说我进步很多。我高兴极了:这一年,我在保健站边学边干,铆足了干劲,竟然一个人把它撑了起来。

    下定决心

    其实,从山青水绿的河南老家来到啥也没有的戈壁滩,说从不后悔那都是假的。

    我父亲曾是军人,我母亲是地主家的大闺女,我好歹也是商丘师范学校毕业的,原本应该在学校当个老师什么的,多好。结果,却跑到克拉玛依的戈壁滩上,一会干描图工,一会儿干挑土工,一会儿又到保健站……

    我觉得老天爷真是不公平,但一件事彻底改变了我。

    1980年,我被派去采油五厂保健站工作。说是保健站,但科室还挺多,有注射室、化验科、内外科、口腔科。

    科室多,人也多,但我们还是没能救回那条小生命……

    那是一天深夜,一位抱着孩子的农村妇女冲到保健站,哭着大喊:“救救我的孩子!”

    我们从她手里接过孩子时,孩子已经没什么知觉了,但没有人放弃:医师给那孩子做人工呼吸、胸外按压,又打了一针肾上腺素来急救。我在旁边戴着听诊器观察孩子的心跳,希望它能重新跳动起来。

    我们的希望落空了……孩子就这样在我们怀里夭折了。

    听到噩耗,孩子的母亲,一下子瘫坐在地上,号啕大哭。

    到现在,我都不能忘却那一幕:那个悲痛欲绝的母亲,还有那个小小年纪就夭折的孩子。我时常想,要是换到今天,那个孩子也许就能健健康康地活着……

    现在,克拉玛依的医院不光有先进的CT、核磁共振设备,还有技术精湛的医护人员,老百姓看病治病很方便。而我们那个年代,保健站里不光设备落后,医护人员也短缺,真正学过医学知识的人没几个,想要救治更多的病人,只是痴心妄想。

    但是,从那时候起,我就下定了决心,一定要不断提高自己的医疗技术,为更多人解除痛苦,不让悲剧在眼前发生……

    扎根这里

    我时常回想来克拉玛依时乘坐的那列火车,它一路由东向西,窗外的景色由青山绿水变成沙漠戈壁,这曾叫我感到心凉。

    现在,我77岁了,来克拉玛依的这56年,在保健站工作的20多年,我从凑凑合合过日子,变成了想要扎根在保健站的克拉玛依人。

    上世纪90年代后,克拉玛依修建了人民广场,后来又建设了文化步行街,那时我们总是开玩笑地说,中心广场是克拉玛依的“客厅”,步行街就是“后花园”。懂医学知识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各种卫生学校、医学院不断地向克拉玛依输送人才,我们这些“家属工”也该下岗了。

    是时候,让这些年轻人上阵了。但是我不会离开,我会一直守护在这里,扎根在这里,因为这里,有我的孩子们,还有我这一生最好的回忆!这里,是我的家乡——克拉玛依!

时间:2021-11-23    来源:克拉玛依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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