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2月，克拉玛依2号井在钻井过程中遇到了高压水层。经过紧急抢险，保住了油井。而井架成了冰塔，钻井工人都成了冰人。

1957年，杨拯陆烈士生前在勘探工作中的留影。

本版图片据本报资料图 20世纪60年代，刘光浩担任水电厂水渠维护队一班班长时，在百克暗渠中进行维护作业。

    ●刘亚峰

    作为一个普通人，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明知有可能失去生命乃至需要献出一切也奋不顾身时，那会是有怎样的一种精神力量在支撑着他呢？

    因此而逝者，我们已经无法直接得知他们当时的心理活动了，比如杨拯陆。

    她是著名爱国将领杨虎城将军的女儿，为了“工业报国”的理想，姑娘1953年考入西北大学石油地质系，毕业后坚定地要求来到新疆油田，坚定地拒绝留在机关工作，直奔地质勘探队一线。

    在这种男人都难以生存的恶劣而危险的环境中，姑娘最终香消玉殒在魔窟般的百里荒漠无人区中——

    1958年9月25日，在三塘湖勘探过程中，她被突如其来的暴风雪夺去了年仅22岁的生命。同事们找到她冻僵的遗体时，一份测绘图被她有意识地揣在怀中，而不是像平时那样装在挎包里——不会被狂风吹走，不易被暴雪打湿。

    请用你最感性而柔软的心房一角去揣测姑娘失去意识前这最后的举动吧，因为我们只能揣测了。

    不过，这种揣测很有意义，不是吗？

    还好，有更多的英雄活了下来，使我们可以直接得到他们的所思所想。

    但其实，在生与死的千钧一发之际，是来不及想什么的。那一瞬间的选择，是当事人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彻底暴露。

    当8吨重的游车砸向李树仁的时候

    1966年6月25日上午9点，3261钻井队二班的工人们正在检乌4井提钻。

    副司钻王敬乐稳稳地提压着刹把。内钳工李树仁站在井口配合着刹把，一边用刮泥器刮净钻杆上的泥浆，一边细心地检查着钻杆有无伤痕，心里还数着提出的钻杆数——3030米的井深，110根立柱，已经提出来13根了。

    9点15分，王敬乐顺利地提出了两根立柱。

    当第三根立柱最后一根钻杆接头提出高过钻台面吊卡十厘米左右时，他按照操作程序开始刹车。但是——

    没刹住！

    井内95根立柱，近八十吨重的钻具开始徐徐下滑。王敬乐心里“咯噔”了一下，立刻又把刹把往上抬了一下，准备猛刹。

    但因钻具太重，刹把抬得又高，不但没刹住，钻具反而下滑得更快了，发出了像八级大风似的呼啸声。

    霎那间，从钻机滚筒处冒出一股黑烟，钻台上尘土飞扬，钢丝绳乱摆，井架震动，8吨重的游动滑车从三十米的高空疾速下坠。

    如果游动滑车和钻具砸下来，不但钻台上的设备将全部被砸得稀巴烂，三千多米长的进口钻杆将会变成一堆废铁，三千多米的深井塌坏报废，就连钻台上的4名钻工如果跑得不及时，也将必死无疑。

    从人性的角度来说，在这样千钧一发的时刻，人的任何行为都应该出于动物趋利避害的本能，这种本能应该只能告诉身体：“跑！”

    但是李树仁却没有跑，他一个箭步冲到了刹把跟前，根本来不及转身，背对着井口和马上要砸下来的游动滑车，用尽全身的力气压住了刹把，并且大声地提醒王敬乐：“快用气刹车！”

    “嘎——呲——”

    在李树仁全身力气的压制和气刹车的辅助作用下，几将成为自由落体的88吨钢铁在离钻台十多米的空中停住了。

    事后，有人问李树仁：“你为什么站在离井口最近的刹把头上呢？”

    李树仁说：“这个位置力臂最长，压起来最有劲儿。”

    又问：“你为什么背对着井口？就算游动滑车被刹住，即使轻轻顿在钻台上一歪，你也肯定被压死！”

    李树仁说：“我要是绕到刹把对面再刹车，那就来不及了。”

    注意到李树仁的表述内容了吗？

    问话中的本质内容他并没有回答——国家的设备重要还是自己的命重要。

    但显然他已经回答了：在那种只能二选一的情况下，他不经思考地选择了用自己的生命换取国家的设备。

    这种不经思考的选择是由李树仁早已树立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所决定的——我是石油工人，国家的财产比我的生命有价值。

    那么，如果有一点时间去思考和选择呢？

    刘光浩一放手就不会有窒息而死的危险

    刘光浩是供水管理处的一名供水工，巡检百克暗渠是他的工作内容之一。

    1963年的一天，正在暗渠中检查的刘光浩突然发现水面在快速上升。

    进行检查工作的渠段，是要将水暂时排空的。但排空是相对的，渠底还是会有十几厘米深的水在流动，这是正常的。

    所以，水面突然上升，就说明水渠下游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他必须要找到堵塞物并清理出来。

    他叫地面上的同事给自己脚脖子系上绳子，向着下游摸索。

    暗渠，是用水泥预制板砌成的、截面为上大下小的梯形封闭式渠道。越往下游，渠道就越矮、越窄，水面也就越来越高。

    刘光浩下去的这一段渠道，高度不超过六十厘米，下底边宽度不超过三十厘米。

    但他对自己的肺活量有着很强的信心。入职体检时，医生曾看着X光片惊异过：“这小子，肺那么大！”

    当水快要没过眼睛时，刘光浩借助手电筒的光看到了，前面有一只水桶堵在了渠道里。

    刘光浩半游半爬过去，用手攥住水桶把，动了动右脚发信号：“拽我上去。”

    他的脚上绑着一根绳子，这一是便于和地面上的同事联络；二是万一发生危险，便于营救。

    同事们看到绳子有规律地抖了抖，就开始往上拽他。

    如果一切顺利，这也只是一次普通的故障排除作业。

    但水桶被渠壁卡住了。要命的是，这事只有刘光浩知道，地面上的同事一无所知——还在往上拉他。

    其实，刘光浩这时的处理方法也很简单：放开拽着桶的手自己先上去，这样就不会有生命危险。

    但他不能这样做：“如果放手的话，水桶又要被冲到下游。而这时水面已经很高了，再次去取桶，就需要憋气。别人下去，我是绝对不放心的。但我力气耗得太多，而且这个距离太远，恐怕憋不了那么久。”

    紧绷着的绳子让同事们意识到了危险。但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往上硬拉。

    硬生生的拖拽成功了。大家看到刘光浩全身血肉模糊地上来时，手中紧紧地攥着那只被渠壁磨出道道划痕的铁皮桶。

1997年12月，零下37摄氏度的严寒袭击了小拐油田，会战职工仍然坚守在岗位上。

1983年，百口泉油田的工人奋战在钻台上。

本版图片据本报资料图 20世纪60年代，石油工人在克拉玛依油田新开发区欢庆又一口油井喷出原油。

    这样的行为只是个例吧？我们不否认人中有龙凤，如果面临生死抉择的不是个人而是群体，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吗？

    火烧山映照出这群争先赴死的石油官兵

    1987年12月10日16时17分，钻井处三大队32878钻井队在火烧山油田所钻的H1456井突发井喷。

    原油四处迸射，形成片片鹅毛状的黑雪纷纷下落；井场周围，弥漫的油雾遮蔽了日光；钻台上，浓烈的油气味令人窒息；没多久，钻台上下的原油已堆积了半米多厚。

    副队长龚玉琪、代理技术员隆有源首先冲上钻台。他们抱起单流凡尔，试图抢座到井口上压住井喷。但凭肉体的力量，在强大的油流面前根本是蝼蚁撼树。

    17点10分，泵房房顶被堆集在屋顶的油泥压得摇摇欲坠。

    为了抢救设备，司钻李德顺、王培东冲进了正在垮塌的、由钢管和铁皮建成的机房，分头拆泵。

    等他们刚抢拆完两台泵钻出泵房，“咔嚓”一声，泵房塌了。

    此时，在周围方圆数里内进行钻井施工的32848队、32829队、32837队的干部工人乘着车、跑着步来了；钻前安装大队副队长李万平带着各型特种车辆驶来了。

    钻井处调度长、东部指挥部副总指挥杨毅赶到现场后，马上进行现场指挥。与此同时，钻井处生产科副科长申国庆赶到了现场。

    申国庆迅速分析了H1456井的现状，提出了抢装水泥头的抢险方案。

    要抢装水泥头，首先要拉开距井口四五米高的钢制大钩。

    杨毅边脱衣服边说：“共产党员和干部先上！”

    一听此令，杨毅面前呼啦啦站满了一群人。钻井处生产科干部彭新春、钻井处安全科干部王文武挤到了人群前面。

    申国庆当即点将：“李万平、彭新春、王文武和我先上，其他人作第二梯队。”

    杨毅一听就翻脸了：“我也先上！”

    肢体接触起来，杨毅显然不是粗壮得多的申国庆的对手，大家赶紧上前把两人拉开，副总指挥被迫服从了自己下级的命令。

    申国庆率先拉着钢丝绳，踏着积油向钻台靠近。3位助手手牵钢丝绳紧紧相随。以杨毅率领的“第二梯队”踏着他们的脚印跟了上去。

    突然，杨毅右脚踏空，从一米多高的平梯上跌进油池里，所幸没有大碍。

    与此同时，现场制作水泥头的工作正在夜以继日地进行着。

    12月12日，钻井处副处长马国栋、副书记阿不来提、生产科长潘仁杰从四百多公里外的克拉玛依日夜兼程赶到井场。

    经过齐心协力的奋战，轻便水泥头赶制出来了。

    12月13日上午，新疆石油局局长谢宏赶到井场。

    当日，谢宏在现场召开了H1456井喷以来最高层次的抢险会议，任命马国栋为抢险总指挥。当日下午，一场抢装水泥头的攻坚战准备开始。

    潘仁杰找马国栋“走后门儿”：“就让我们生产科的4位同志干吧！”作为潘仁杰的副手，申国庆也在帮忙敲边鼓。

    这时，32878钻井队队长向绍全也向马指挥请战，但潘仁杰毫不让步。

    十几名消防战士手持高压水枪，冲开一条“水路”，潘仁杰、申国庆、彭新春、陈建国上了。

    他们抬起三十多公斤重的新制水泥头艰难地移向井口。

    他们与死神直接对话了5分钟，终于将水泥头紧紧地扣在了井口上，暂时控制住了油龙。

    但还不是欢庆胜利的时候——

    后续还要进行管线引流工作，因为这井喷可能意味着发现了一个宝贵的高压油藏，需要赶紧保护地层压力。

    正当大家准备投入下步工作的时候，距H1456井1.2公里处的H1428井又突发井喷。

    抢险勇士们陷入了头尾难顾的困境。

    现场决定，除少数人留在H1456井之外，其余各路人马快速奔向H1428井。

    H1428井由钻井处四大队32654队承担，日喷量高达1000吨。

    多么喜人的高产井，又是多么令人忧心的场面。

    12月16日，两个钻井队的队部前，挤满了报名参加抢险队的干部工人。

    不到5分钟，自愿报名人数竟超过48人，而抢险队只需要36人。

    32878钻井队司钻黄建文第一个报了名；钻工道尔基被刷下来之后，一天连续找队长请战了5次，最后和队长吵了起来，终于获得“抢险权”。

    还有个小伙子来自长庆新疆钻井公司，是个司机，他请战的理由很特别：“我是来立功赎罪的！”

    原来，他离乡背井到新疆参加油田建设后，他的未婚妻背信弃义，跟别的男人跑了。小伙子一气之下，竟动刀割下情敌的耳朵。他因此触犯了刑律，被送回长庆新疆钻井公司劳动教养两年。

    听了这个有点传奇的故事，抢险队收下了他。

    经过研究，指挥部决定对两口井采取不同的抢险方案：H1428井，水泥封井，以保护油田油层；H1456井，制做一套堵塞器入井，压井后继续保护油井。

    12月20日，新疆石油管理局副局长、东部指挥部副总指挥尼牙孜来到H1428井，组织封井决战。

    当日下午，封井作业一举成功。

    12月18日至21日，H1456井场一直处在抢装高压闸门的鏖战之中。

    12月21日，高压闸门终于被22次冲上钻台、最后一次竟瞪着发红的眼睛大喊“接不上高压闸门，我死也要死在钻台上”的龚玉琪带人装上了。

    到12月22日午夜，历时12天的制服“双井同喷”战役以新疆石油人的胜利而宣告结束。

    在上文喘不过气的叙述过程中，让我们来不及关注“生命”这两个字。但是，每次冲向脱缰野马似的油流，每个人的生与死都各有百分之五十的概率：如果油流中所含的砂石打到金属上擦出一个火花，就可能引燃油流而被烧死；一个趔趄跌入油流，就肯定被油流巨大的压力击穿身体。

    他们都是石油工作者，都非常清楚这些事实。他们就是在这种明白一切后果的情况下毫不犹豫甚至争先恐后地往上冲。新疆石油人作为一个群体，是一个怎样的群体？无须多言了吧！

 

1996年8月6日，呼2井发生强烈井喷。经过奋勇抢险，克拉玛依第一个气田——呼图壁气田诞生！本报记者 江池 摄

2018年，郭旭光在玛湖油田现场进行科研工作。 （据本报资料图）

2004年新疆油田在准噶尔盆地沙漠腹地的重点勘探井——莫10井喜获高产油气流。（据本报资料图）

    为了国家利益敢于舍弃自己的生命，这可以用“高尚”来解释。但作为把孩子看做自己生命延续的中国人，为了工作影响孩子一生前途的事情，做得出来吗？

    姚道谦把女儿冷落成了技校生

    姚道谦是1984年从四川成都水文地质勘探大队应聘到新疆石油管理局工作的，在供水处水文地质大队当了一名地质师。

    1988年5月，准东地区进入了规模开发阶段，用水量大增。东部勘探会战指挥部急需一份高精度的地下水资源报告。

    姚道谦就带着一个地质组到沙南地区进行水文地质普查。

    这个调查组加他自己才3个人。他们白天搞地面勘查，晚上整理资料、填写数据，工作量非常大。

    正在这时，妻子托人捎来一封信：有慢性病的小女儿旧病复发，她要带着孩子到西安一家医院治疗。大女儿快要高考了，是否能回家照看一下。

    51岁的姚道谦面临痛苦的选择。

    他真的打算要给领导说一说。而且，凭着他年年是局级先进个人的德才和现实的困难，领导也一定会答应。

    “但是，手中的急活儿交给谁？我是组长，同事在业务上全看我的呢。”

    接到信后，只一夜的功夫，他的嘴角就急起了许多水泡。

    最后，他还是把信揣进了怀里，带着地质组的同志继续奔波在了沙漠中。

    20世纪80年代的高考，真的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没有孩子和父母的共同努力，是绝没有希望考取的，高三学生每天的睡眠时间连4个小时都难以保证。

    姚燕真想改善一下伙食，但她没有什么做饭的时间。而且在那个年代，克拉玛依人是没有顿顿下馆子的经济实力的。

    于是，在那段自己一生中最关键的两个月里，姚燕就是这样孤身一人度过的：在挂面里打两个鸡蛋，就是这名高考生少有的、最好的饭食了。

    1988年9月，姚道谦是在克拉玛依技工学校的宿舍里见到大女儿的。在形容枯槁、满脸遗憾的女儿面前，姚道谦像犯了错的孩子一样低头不语、潸然泪下。

    谁说“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只是一句口号？这是新疆石油人实实在在的具体行为。

    让我们再给常规的人性找一点借口吧：如果说自己的生命、孩子的前途，在国家的利益面前都可以舍弃的话，那么，在“孝”字成为心灵立法的中华民族看来，父母的利益是能够被舍弃的吗？

    郭旭光在这样“照顾”自己的父亲

    进入21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驶上了超车道，经济增速以每年两位数飞奔。相应地，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动力的油气能源愈发吃紧。

    郭旭光正是在这个时候从青岛坐上了目的地叫做“克拉玛依”的列车的。2008年，作为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勘探专业毕业的硕士研究生，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新疆油田：“新疆有166万平方公里，这么大的地方肯定存在发现大油田的可能。”

    人事部门在看到被荣誉奖励填得满满的郭旭光的档案后，直接把他分到了勘探开发研究院玛湖勘探项目组。

    玛湖，这个十年后为祖国奉献出十亿吨储量的特大型油田，艰难的攻关阶段刚刚开始。

    这个过程枯燥到几乎无以言表，后来的十亿吨储量就是靠十几年如一日的一张张图纸、一个个数据、一块块岩心、一口口探井、一夜夜通宵堆出来的，完全没有一个苹果砸到牛顿头上就发明万有引力的戏剧性传说，更没有凯库勒梦到一条首尾相接的蛇就发现苯环结构的灵异故事。

    郭旭光在勘探作战室的时间远远长过了在家的时间。

    2015年，宁夏老家的父亲被确诊为结肠癌，犹豫再三的郭旭光为了忠孝两全，让妻子将手术之后的父亲接到了克拉玛依休养，他认为这样方便照顾爸爸。

    郭旭光真的是这样做的——

    他让妻子在单位围墙旁边租了套房子，从作战室到父亲住的出租屋步行只需要10分钟。

    可是，在父亲租住这里的17个月当中，郭旭光只看望过父亲5次。

    终于有一天，父亲小心翼翼地打来电话：“孩子，你是不是换单位了，现在离这儿挺远的吧……”

    这些故事的主人公生活的时代不同，经历的事件不同，但他们所面临的选择是相同的——是自己的利益至上，还是祖国的利益至上？

    他们全部选择了后者。虽然为此可能要付出自己的生命和家人的幸福。

    没有其他的原因可以解释这样的选择了，只有对祖国无尽的爱恋！（文中所述人物的职务为时任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