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小红

    1978年，我出生在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的一个小乡村。

    小时候，从村里到乡里的唯一一条路有18公里。家里开了一间杂货店，每周父亲都要赶着毛驴车去乡里进货，每次一个来回就是一天。

    父母经营杂货店，开启在村里代销生活用品的先河。每次去乡里进货，父亲都要去乡里的邮局看一看，如果有本村的信，他就带回来送到村民家。一来二去，父亲成了义务“邮递员”。

    真正的邮递员也常到我们村挨家挨户送信。他们穿着绿色制服，骑着自行车，挂着绿色邮包。每当听到清脆的车铃响，就是我们一家人欢乐的时刻——老家来信了。后来因为搬迁，逾千人的村落剩下40余户，父母坚守了下来。村里的信件量锐减，邮递员的身影也少见了。爷爷奶奶相继离世后，老家的信也少了，在家门口再也听不到清脆的车铃声了。

    1992年，我到乡里的中学上学，每周都会在这条通往乡里的路上骑自行车来回走一趟。当时，在外地上学的哥哥姐姐会把家信寄到学校，我成了一家人的信使。大多信件常常是周一收到，周六再由我带回家。父母让我写好回信，周一再去邮局寄信。我粗算过，在疆外上学的姐姐，来信至少要用5天时间送到我的学校，等到父母收到信要10天左右。后来，我也去了外地上学，常常寄信回家。每逢寒暑假，我会提前半个月时间给家人寄信，父亲会赶着毛驴车到乡里接我回家。我上中专的第一个暑假，父亲从乡里回来，一次带回了20封同学们给我写的信，然而这些信根本就不是同一天送达的。

    后来，村里有户人家第一个安装上了电话，这部电话成为当时我们村唯一一个与外界快捷沟通的工具。似乎一夜之间信件就少了起来。

    母亲20岁来到新疆，只有回老家探亲、看病就医、接送孩子或者有重大事情才出村子。有一年春节前，母亲骑自行车到乡里给我们买新衣服，回来后只说了一句：“这条路啊！”当我在外地求学，体会到城市生活的便捷后，对母亲的那种无奈有了深刻体会。就在电话没有完全普及到农村各家各户的时候，我们家搬离了农村，于是那条路我们就很少走了。

    近日，父亲接到村里的电话，是关于土地确权登记的事，他专程回了村里一趟。回来后，父亲感慨万千，现在村里变化可真大，乡里到村里是一条平坦笔直的柏油路，土地流转后连片种植，春种秋收都实现了机械化。孩子上学校车接送，学校有营养午餐，村民的住宅都是按安居房的建筑标准设计建造……

    现在，家家户户都有了电话、手机、电脑。信件减少了，包裹、快件多了起来。覆盖到村的物流体系也建立了起来，县域内收发包裹基本是当日或次日送达。

    前不久，我带着孩子走了一遍那条18公里的路，不同的是，我们坐着轿车，一条笔直平坦的道路引领着我们，很快就到了我小时候生活过的村庄。

    依旧是那个村庄。昔日家门口的小路全部硬化，村庄院落整体改造，文化墙彩绘既有村规民约，又有以绘画形式讲述村庄发展、时代变迁的内容。连片种植的麦子油绿葱茏，正在拔节孕穗。

    邻居大娘热情地邀我去她家做客，她说：“这年头好事连连，农业税取消了，农民购买农机具国家还有补贴。我们农民看病享受医疗保险政策，老了能领到养老保险费。几年前我患了眼疾，什么也看不到，是驻村工作队队员帮我联系，做了白内障手术，现在我的眼睛也恢复正常了。”这时，邻居大娘的手机响了，她掏出手机与在外地务工的儿子视频聊天。

    我有幸见证了一个乡村41年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