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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初识曹禺，是在1947年春天。他当时正在构思一部以女演员为主角的剧本，常找我谈心，他的呆气让我觉得他是个可信赖的朋友，他细致的感情又使他像个兄长与老师。我了解他被婚姻困扰着，很同情他的两难处境。
曹禺来看我，一个穷读书人，并不受到我母亲的欢迎，我们只好另觅地方谈心。每逢这种时候，曹禺必得在我愚园路的公寓下边等我很久，我才能背着母亲出来。他那时总是骑一辆很破的旧脚踏车，带我到兆丰公园（今天的中山公园）去。我们互相爱慕，但也都知道，由于各种原因，这是不可能的事。
大约1948年底或1949年初，他将要离开上海的时候，他和方瑞一起到我家来向我告别。他嘱咐我，不要听信外边的谣传，不要离开上海，并说，我的将来是大有希望的。我送他和方瑞下楼，一直望着他们远去，很是惆怅。
1978年“文革”结束后，《人民文学》发表了他的《王昭君》。当时，我正担任上海京剧院三团团长，很想把《王昭君》和京剧原有的《昭君出塞》合并起来，搞个京剧《王昭君》，正巧这时曹禺来上海，我们才劫后余生重又见面。这次见面使两颗受过重创的心灵再也不愿意分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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