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话”这一词，印象中只是能引起发笑的精短文字，反之，笑话除了发笑功能外，亦有某些社会性的意义，值得微言几句。手边有本《侯宝林旧藏珍本民国笑话选》，正好可以拿来当民国时期社会大众社会心理的“边角料”。

　　知堂在《〈苦茶庵笑话选〉序》说以一类“说理论事，空言无补。举例以明，和以调笑”，或“群居会饮，说鬼谈天”，或“为滑稽小说的根芽”，而最最值得关注乃在“笑话是人民所感的方式，凡生活情形，风土习惯，性情好恶，皆自然流露”,放到不同的时代，自有不同的“性情好恶”。

　　著名的清代笑话集《笑林广记》，署名“游戏主人”收集而成。分十二部：一古艳、二腐流、三术业、四形体、五殊禀（痴呆善忘等）、六闺风、七世讳、八僧道、九贪吝、十贫窭、十一讥刺、十二谬误，多抵为猥亵的分子与讽刺挖苦并在，诸如闺风部的有些，可谓早期的“荤笑话”。

　　为何猥亵的分子容易在笑话里流行，英国作家格莱格在《笑与喜剧的心理》以“理由是容易说，只消一两句暗示，不意地说出，使那些那些耕田的少年和挤牛奶的女郎都格格地笑……猥亵的笑话比别种对于性欲有更强的刺激力”，但笑话除了伺候耕田少年与牛奶少女等普罗大众之外，也是潜藏的民意表现。

　　诸如流行军阀笑话，以张宗昌为“包袱”似乎颇火，1946年9月14日《纪事报》讲述《炮弹求雨》：（张宗昌）第一步直登龙王庙，手批神像之颊，同时破口大骂：“操你妹子，害得山东老百姓好苦！”恐怕这类求雨，可以归之于滑稽了，客观上也是对“军阀习气”的调侃与暴露，老百姓拿着逗逗乐子而已。

　　民国时期笑话，有很多是关于时局的，“光复之后，一般号称伟人志士者，无不大合姘头……遂有‘临时太太’雅号，或诘其‘临时’二字，则答曰，现今政府既号‘临时总统’，京内外部长、都督、省长亦好‘临时’，难道太太不能叫做‘临时’吗？”（《笑话世界》）此类政治笑话是否可以视为下游文人或民间的一种政治情绪的流露，亦有借用测字先生之口来“侃谕”北伐的，“夫‘鞑’字从革，从达，谓革命军必能达其目的；且革字在左方，像此事可操左券，虏（虜——繁体）字从男，上像虎，谓北军看似勇，却是虎头蛇尾”（《新新笑话奇谈》），恐怕这类笑话的设计，乃是不当权柄的文人精心编撰，笑话乃是处于时局与情绪漩涡之中的“段子”。

　　从单纯的“时局段子”到“社会段子”，笑话本身的功能也开始转换了。我前些年看洪晃女士的一个段子，讲微醉的女人，发给老公一条诸如“我想做爱”的隐私短信，不想却按到了群发功能，于是第二天，周围的目光全变了——这个段子很好笑，后面却笑不出来，要知道，在西方，这不过是一起“信息交通事故”,在中国，这是熟人社会的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