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建造“中华文化标志城”的争论，成为本次两会代表议论的一个文化热点，对一个有69位院士联名支持的倡议书，许多政协委员发表了反对意见，这充分体现了政协委员民主意识的增强。在两会上，就一个热点话题展开争论，发表不同意见这很正常，到目前为止，虽然争论激烈也未见过分出格的地方。相反，在这场争论中有些媒体表现出来的姿态却并不正常。

　　公正、客观、真实，是媒体在报道上应该坚持的职业操守，平时抱怨缺乏民主气氛的媒体，在这场争论中却不懂得正确运用民主的权利，在尚未完全弄清楚事情来龙去脉的情况下，即对赞同者批评之声不绝于耳，大有鞭挞声讨之势。尤其个别媒体竟公然指责联名倡议的院士们“沦为利益的工具和他人可以拉扯的旗号”，颇有“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味道。这就使这场关于“建”还是“不建”的争论，成了一个原则性的是与非的大问题了。

　　建座“中华文化标志城”未尝不可

　　何谓“中华文化标志城”？据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介绍，这是山东济宁市政府委托复旦大学规划设计院承担的一个项目。之所以把这个项目称为“中华文化标志城”，因为济宁市的“曲阜”和“邹城”在传统文化资源方面有着一定的优势。

　　“孔庙”这一历代祭祀孔子之所和“衍圣公府”，不仅珍藏着丰富的文物，而且有颇具规模的古建筑群，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除了人文环境，还有人文精神。孔子学说中的许多名言佳句以其言简意赅的方式，成为中国人千古传诵的处世、论学、为人的精神支柱，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基因。从“百家讲坛”的“于丹热”，以及读者排队购买《论语心得》的壮观场面，我们看到了人民群众对中华优秀文化的认同。

　　“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任务。“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加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发利用民族文化丰厚资源。加强对各民族文化的挖掘和保护，重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济宁市政府充分利用当地的丰富人文资源，制定新一轮的发展规划，打造“中华文化标志城”，这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寻求新突破的一个大胆设想，也是思想解放的一次勇敢实践。只要符合党的十七大精神，只要经过反复的科学论证和规划，建一个“中华文化标志城”又何尝不可！

　　“一言堂”扭曲舆论监督形象

　　本来，对于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有不同看法，无论是赞成者还是反对者，都是在表达一种观点。为什么有些媒体却偏偏质疑赞同建设“标志城”的院士们的身份呢？有媒体说这些倡议者只是一些“地质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还有“建筑设计学家，航天学家、古人类学家、以及小麦研究专家和野生动物学家”，他们虽然是中国自然科学和理工领域的顶尖人物，但却显然不能为“中华文化”提供足够权威的学术观点。

　　这种结论下得有点太武断了吧！难道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抽象的吗？难道中华文化不是由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许多具体内容所组成的吗？谁规定理、工科的两院院士就不能对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发表赞同的观点？何况我们的许多院士都是通才、大家，又凭什么说“将原本仅仅是某个领域具有一定权威的院士，推荐为所有学术问题甚至非学术问题的裁判”？按此逻辑，我们的“两会”是不是也不要开了，因为代表和委员也都是来自方方面面的具体领域，如果他们都按照媒体要求的“拒绝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发表意见”，又何来“两会”热气腾腾的“共商国是”？按此逻辑，日前联名签署反对意见的115名政协委员中不也有不少人不够资格了吗？再按此逻辑，撰写批评报道的记者朋友又是哪路权威？又凭什么权威学术观点来反对两院院士发表建议？不是更应该闭嘴了吗？还有报道说：“违背文化本意的‘文化工程’不但没有在批评声中偃旗息鼓，反而有越战越勇之势”，“我们期待‘中华文化标志城’就此终结在纸上”。媒体掌握话语权，应该慎用这种话语权，对不同意见应该客观公正，兼容并蓄。不能因为自己支持一种意见，就只允许这一种意见发表，而对不同意见则横加批判，而且越批越“横”，这已不是学术的争论，更不是舆论监督，“一言堂”本身是对舆论监督形象的扭曲。

　　关于300亿的问题

　　围绕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争论的一个核心话题是耗资300亿元。对此质疑，葛剑雄教授已经明确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我们的任务是为怎样建、建什么提出思路，提出一个规划。现在正在规划之中，连他都不知道这300亿元是从哪里算出来的？在《我怎样做“中华文化标志城”规划》一文中，我们注意到葛教授写的这样一段话：“到目前为止，我认为，在当时的委托情况下，我们的方案已经考虑到了今天可能出现的批评意见，并且已尽最大努力来设想解决办法。”“如果委托方哪天公布了我们的方案，我乐意进行讨论，接受批评。在我们方案以外的内容和意见与我们无关。”可见，“标志城”的建设目前还只是一个方案，而接受委托的也不止复旦大学一家，也提出了不少建议或方案。其实，如此巨大的文化工程，在政务公开和信息透明的今天，必须是在一种监督机制的严格管理下健康运行的，首先必须得到全国人大的批准或授权，列入政府财政预算。就连“标志城”建成后用什么名称，也得由全国人大批准。我们应该信任全国人大的权威，相信在这个问题上代表们是能够把好关的。

　　支持者和反对者都有贡献

　　现在舆论环境比较宽松，民主空气也很浓厚，对有关民生的重大决策，充分发表自己的观点，使广大人民群众都来关心和参与这一项目的议论，这有利于各级政府的重大决策更趋科学和合理。这使我想到了现在已在经济建设中发挥巨大作用的“三峡工程”，想当年，围绕这项工程的争论规模空前，但是，由于中央政府充分发扬民主，求大同存小异，在充分发表意见的基础上达成了共识，最后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为“三峡工程”的建设作出了自己的巨大贡献。类似的例子还有北京国家大剧院以及“鸟巢”等奥运工程，也是在一片争议声中获得了人们的最终认同。

　　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建一座“中华文化标志城”未尝不可，至于如何建，建什么，可以进行充分的论证和讨论，而不是轻易地去否定或压制别人发表见解。应该说，代表和委员在两会期间围绕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展开的民主争议，无论如何激烈，其所展现的民主气氛可圈可点。在这样的民主氛围中，媒体同样要学会尊重民主，运用民主，在舆论监督上应允许不同声音的存在，不要在民主问题上搞双重标准。（特约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