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1日，昆明一名男子在街头上演了一场名为“问路”的行为艺术。这名男子只穿一条裤衩，把全身用白漆涂白，身披白色披风，只露出两只黑黑的眼睛。这名男子手捧49朵玫瑰花，看到电话亭，他停下来深情地亲吻电话亭；看到窨井盖，他也要上前吻上一吻，然后小心翼翼地把玫瑰放在窨井盖上。（9月12日《春城晚报》）

　　这不禁让人想起了去年被网友恶搞的“梨花体”诗歌。据某些“评论家”说，所谓“梨花体”其实是高雅的艺术，学名叫作“废话派”。“梨花体”诗歌与昆明这场行为艺术堪称“异曲同工”，如“梨花体”代表作：我坚决不能容忍/那些/在公共场所/的卫生间/大便后/不冲刷/便池/的人（《傻瓜灯———我坚决不能容忍》）。9月6日，在上海艺术博览会国际当代艺术展上，就上演了一出备受争议的行为艺术———有人用压路机碾轧上万个苹果；一天后，苏州河也上演了一场行为艺术———有人在河里放一千个脸盆，然后拿走。纵观近年来，国内的行为艺术大多荒诞怪异、无聊恶俗。高雅的诗歌艺术可以如同儿童的稚语，先锋的“行为艺术”当然可以接近疯人的动作，两者岂非“绝配”？

　　尽管当代文艺批评强调艺术作品的“意义模糊”和“释义无限性”，但是也不能由此就偏向另一个极端，把艺术区别于现实的独特本质剔除一空。如果是这样，那么我在垃圾桶里随便拣出一件垃圾摆上展台，这岂不也成了“艺术品”，我岂不也成了“艺术家”？是不是我无聊时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废话派”诗歌，我岂不又成了“诗人”？这样做有意思吗？很“艺术”吗？

　　恰恰相反，行为艺术的“梨花化”展示出的不是“意义的狂欢”，而是“无聊的杂耍”。任何一种艺术，如果丧失了内容的具体性和形式的独特性，它的价值和所体现的东西必然会大打折扣，甚至它本身就应该被“艺术”这个概念“逐出家门”。

　　艺术“废话派”们似乎正在形成一种流俗，这种冒充高雅实则媚俗的风气使得行为艺术越来越令人费解。这种在国外号称“先锋”和“革命”的东西，一到我们这里其真精神便被瓦解，形式上的恶意跟风和表面上的低级复制，断送了行为艺术这种先锋的广场文艺的大好前途。日益“梨花化”的行为艺术在变相地诋毁艺术，它间接地宣告了“艺术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