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90年代，我国出现了“脑体倒挂”这样一个新名词，指受过多年教育训练的脑力劳动者的收入，低于缺乏文化知识的体力劳动者（包括文盲）的收入。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依旧沿用“文革”前制定的工资级别标准。在六类地区，1959~1969年毕业的助教月薪都一律是56元，中国科学院的研究实习员、技术员（大学五年制毕业后）一直也是56元，“实习期”长达十几年，一直没有升职、提级；随着物价逐年上涨，实际工资逐年降低。

　　“脑体倒挂”一直延续到90年代。当时的说法是：“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

　　一直到20世纪末，“脑体倒挂”的反常现象才逐步得到扭转。

　　近年在互联网上所做的调查表明：目前我国知识分子的经济收入，大约有一半达到或超过了30年代的水平；还有一半没有达到30年代的水平。

　　近日拙著《何以为生：文化名人的经济背景》由新华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研究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文化名人经济生活的书。康有为、章太炎、蔡元培、王国维、胡适、陈独秀、鲁迅、周作人、闻一多、张恨水、顾颉刚、柔石、吴晗……为代表的一批文化名人的生存状况，实际上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清高困穷或安贫乐道，而这些曾“讳言”、“耻言”、“不屑言”的隐私问题，却是构成了他们在那个时期人格独立、思想自由、著述丰富、创作活跃的坚实的经济基础。

　　我持续20多年的研究表明：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以后鲁迅的稳定收入，保障了他在北京四合院和上海石库门楼房的写作环境。实际上，从公务员到自由撰稿人，鲁迅23年经济收入约为12万银圆，相当于至少408万元人民币；正是由于鲁迅能够自食其力、自行其是、自得其乐，坚持了他的自由思考和独立人格，才使鲁迅永远成为文化人的榜样。

　　谈到我对这样的题材感兴趣，就不得不提及我的幼年。我的幼年和学生时代，是在北京和上海两地度过的。对于两地的生活背景的异同，住房、街道、店铺、商场、交通、环境的差别，从小就潜移默化地长期积累了深刻的对比印象。

　　幼年时，曾随同父亲拜访过学者顾颉刚先生。同桌进餐时，顾先生指着菜单微笑着说：“看！就像这菜单上列出的菜名、价码，今天谁也很少在意。但若过了几十年以后回顾起来，却都是不可多得的历史资料呢！不仅是饭馆、酒店的史料，就连服装的式样、衣料、价格，交通车辆的种类、票价，住房的设备、租金、水电费，看戏、进游乐场的门票，每家每天买小菜的账目……都可以具体地知道社会的发展、历史的变迁，那也是一门大学问呀！”

　　顾颉刚先生这一席话，在我幼稚的心里，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后来，又听沈雁冰先生说过：“家家户户衣食住行的流水账本、每个商店进货售出的收支账簿，如果保存百年以后，都是珍贵的历史文物啊！”

　　我的父亲陈在文先生（在母亲帮助下）曾经花费很多工夫收集了19世纪清末以来百多年的邮票、货币、票证、菜单、入场券、说明书、报刊资料（剪报）等等，多达好几个专柜。他收藏这些不是为了值钱，而是深深认识到这些实物的社会历史文化价值。

　　80年代以来，我探讨现代文化人和知识阶层的发展史，除了访谈记回忆录、并作惯行的文本分析以外，我还从两个特别的角度切入：一是从个体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发掘他们各自的个性、人格特征及其心路演化过程；二是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角度，考证他们在各阶段的生活条件和经济背景，也就是统计归纳、比较分析“金钱收支和生活费用”的实际情况。

　　这两个切入点，特别是后一切入点，在社会实践中人们无不承认它的重要性，而在文化理论中往往被研究者所忽视。

　　1979年也就是五四运动60周年的时候，先师宗白华、王了一、华罗庚、周培源、王竹溪等，各自在跟我的交谈中，勉励我着手开发这两项工程，并且提供了大量的线索，指导以科学的方法。

　　在国内20多年来，我是探讨“文化人经济生活状况”的先行者，试图从没有路的地方闯出一条路！至于所开辟的是险道还是坦途、是绝境还是生机，那只有让社会实践来检验、让历史发展来评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