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结婚证竟离奇成为卖妻契 《证照百年》浓缩百年婚史(图) | | 2006-06-11 16:20 | 作者： | 来源：人民网 | | |
通过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各生活领域的证照，从独特的视角再现百年中国历史——这是刚刚问世的图书《证照百年》的主题。这本书的作者许善斌是北京著名民间收藏家，在书中他将自己收藏的婚俗、文凭、教师证、彩票、交通执照、通讯票证等十个方面三百多张图片展示出来，拼绘出百年来中国的历史图景。
此次向大家展示的是近百年来和婚姻有关的一些证件。这些规格不一、形态各异的证照，都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再现了中国的生活变迁。
已有１３０多年历史
看看最老的这张，它已经１３０多岁了，是我藏品中的“老寿星”。当时中国还没有引进阳历，纪年的方法大多是跟着皇帝走，从皇帝登基算起，他在位一年就加一年，他死了这“年号”就到头了，再随下一个皇帝“从头越”，这样周而复始，让老百姓心里永远装着皇帝，一提那一年就得提那个皇帝，所以才叫皇历。这张婚书上面写的是“同治十一年”。
这张婚书所展示的只是封面，仅从这个“皮儿”上就可以看出我们先人的聪明劲儿——主人利用我们书法的优越性，把两份婚书折叠在一块书写，所以这张婚书上面的“天地之合”只有一半，男女两张合在一起就完整了。这个奇思妙想和天衣无缝的过程，把“天地之合”的词意表现得淋漓尽致。这婚书上还有个小秘密可别看漏了，它顶上还贴了４个小印花呢，上面写的是“中华民国印花税票”。我从里面的文字得知，男方是咸丰四年出生，到中华民国建立时已经快６０岁了，连孙子都该结婚了，还要缴纳“婚税”。
结婚证标有“婚前财产”
男女间的“正式合同”，真正在全国推广开来是在１９４９年以后。新政权提倡男女平等，推行新式婚姻。这张显得有些粗糙的结婚证，产生于１９４９年１１月。那时尽管婚姻法还没有出台，可是已经“有法可依”了。《晋冀鲁豫边区婚姻暂行条例》可能就是后来颁布的婚姻法的前身。结婚就要领结婚证，政府不再允许“私了”，因为“公了”的本身就是保护，结婚要到政府去登记，而且男女双方得自己亲自去，只要一方说“不”，那事情就吹了，什么父母和媒妁都统统靠边站了，包办婚姻终于在法理上画上了句号。
这张结婚证留下了那个时代的不少痕迹，有着浓厚的“乡村气息”，虽然“朴实无华”，但是有章有法有序，新政府的认真务实在此体现得淋漓尽致。这纸婚书中不仅有男女双方的情况介绍，连介绍人和证婚人也列在其中。特别令人感到“超前”的是，上面还标明了“婚前财产”，就我所知，男方１０口人６间房２４亩地３头驴，在当时的农村，虽然算不上“大款”，起码也是“小康”了。驴是农村的重要生产交通工具，一家拥有３头驴就跟现在拥有３辆轿车一样令人羡慕。
团体婚礼名单要公布
我要特别介绍一下民国年间的团体结婚证。它的质地是难得的绸布，更难得的是它开创了移风易俗的一代新风。此事发生在１９３５年的上海，可以算是一桩新鲜事。当时社会局号召准备结婚的人到政府登记，参加市里举行的团体婚礼，马上就有５７对新人报了名。第一届团体婚礼举行得很隆重，完全是新式礼仪：“一拜天地二拜高堂”没有了，代之而起的是向孙中山像鞠躬，市长吴铁城作为证婚人发表了“重要讲话”，讲话的内容包括为市民“减负”，他说老的婚礼劳民伤财，压得老百姓喘不过气来，再不改革实在是不行了。
这可是名副其实的“全国首创”，中国的婚礼第一次“冲出家庭，走向社会”，对旧礼教来说是一次伤筋动骨的大变革，它的意义绝不可低估。其后，这种新式婚礼的推广也加进了许多新举措，有的还附加了“婚检”条款，规定患性病、麻风病者不能结婚，以免影响下一代；还有更新鲜的，参加团体婚礼的名单要对外公布，这既是广告宣传又有让群众监督的意思，其目的就是不让一些人“包二奶”合法化。果然有被举报重婚的，理所当然地被取消了参加资格，这就为我们开创了“婚姻打假”的先例。
眼前的这张团体结婚证是第四届的，时间是民国３５年。
家庭暴力可作为离婚理由
这是一张空白离婚证。这张空白离婚证上面附有《晋冀鲁豫边区婚姻暂行条例》。条例表明：家庭暴力、疾病、失踪、感情不和等因素均可作为离婚原由，由此可见，当时的边区政府已经在试图推行民主自由科学的现代婚姻观。
条例里“第五章第１７条”规定：“夫妻一方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方可请求离婚”，其中的“一”表明“未经离婚即与他人有订婚或者结婚之行为者”，这就是现在所说的重婚。条文里没有说重婚有罪，只是说可以申请离婚。因为法律离不开现实，现实情况是旧社会曾允许一夫多妻，如果说当时就搞“重婚罪”的话，那打击面可就大了。
县长签发离婚证
俗话说，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话虽如此，但对于整日间与柴米油盐酱醋茶打交道的寻常百姓来说，过日子才是实实在在的，婚姻大事不能凑合。因此，勇于向“神圣的婚姻”挑战也就不足为奇了。在我收藏的票证当中，“离婚系列”就占了一个不小的比重。
我收藏的这份法庭的离婚判决书，别看判决书寥寥数字、“其貌不扬”，但这张离婚判决书上有个“好玩”的地方，请大家注意一下那后面的文书印章，从上面往下排列，分别是县长、司法科长、科员。像离婚这样的大事情，当时需要“三级负责”，需要县长亲自出马。之所以搞得如此隆重，大概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其一，在过去，婚姻被称为终身大事。因此，结婚是大事离婚也是大事。县长是一县之长，自然是抓大事的，管离婚这样的“大事”就顺理成章了。另外，判决书上面的时间是１９５０年５月２０日，新的政治机制刚开始运转，政府职能部门建设还很不完善，所以县长亲手批示离婚判决书也就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了。其二，上世纪５０年代初期，经济发展不像今天这样活跃，县长也就不需要“日理万机”。以前称县官是父母官，“父母”管离婚不正是天经地义的吗？岂不是更得民心顺民意？
结婚证成了卖妻契约
这张卖妻的文书是在一张婚书范本上填充的，红色文字是婚书上原本印好的文字，黑色文字是买卖双方填充的内容，显得不伦不类。本应填写结婚双方姓名、年龄、籍贯的空格却填上了卖妻与买妻双方当事人的姓名、年龄、籍贯；应填结婚双方八字的空格却填上了交易日期；在婚书上又硬添加一些文字，说明买卖关系。（原证无标点，标点是笔者所加）：
卖妻姓名×兴发，年岁三十八，籍贯萨县新营，今订聘将原配潘氏卖与×凤山名下为室……
此人堂而皇之地把老婆卖给了别人，而且还进行“售后服务”——他亲自给买家当“主婚人”，真是送佛送到西天。这事按说是够滑稽的了，可这么离奇的事实实在在地写在纸上。再看看那正儿八经的官方行文和大红公章，决不是偷偷摸摸，更不是羞羞答答，而是地地道道的“公开转让”，买卖两家皆大欢喜。信报记者 赵明宇／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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