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被读成：“那（nei4）阵子有一份儿啵儿真的感情落（lao4）咱跟前儿了，咱哥们儿就压根儿没给丫当回事儿，到了什么都没剩下我才醒过味儿来。这（zhei4）辈子最栽的就属这回了。要是谁（shei2）能帮咱求个情，再来一回，我会跪在丫面前装得比谁都像孙子，保证吗儿好听说吗儿。‘掏心窝子的话，咱可是两口子’要让咱爷们儿表个态，千年的王八万年的龟！”

    而在上海、在广东等地又各有不同的版本。之所以有如此多的变化，“流行语”的加入功不可没。作为一种流行文化现象，流行词语反映着当地的社会生活和当地人的观念心态，体现出城市文化的特点及其发展变化。从北京和上海流行语的比较中能够更鲜明地反映出这个特点：北京人重政治，上海话更精明。

    北京人形容愁眉苦脸为“一脸旧社会”，说人相貌不好是“对不起观众”或“有碍市容”，玩麻将成了“修长城、码长城”，还有把诸如“反动、叛变、汉奸、苦孩子、苦大仇深、水深火热”之类的政治性词语用于生活中的一般现象。这种把具有中国特色、带有革命气息或比较严肃的词语用于普通小事，是只有北京人才有的“创举”。

    这是因为北京久处政治文化中心，加之上层文化对市民社会的影响，因而政治空气浓厚，市民文化素养较高，北京人素以关心时事政治和热心议政而闻名全国。政治化倾向的表现之一，是北京人擅长宏观思维，看问题、发议论往往从大处着眼，居高临下。在词语的使用上，北京人流行以带有政治色彩的词语来表现日常生活现象，或大词小用。政治化倾向的另一个表现，是北京人富于组织热情与能力，重视团体和友情。

    相比之下，上海人的价值取向则与此不同。根深蒂固的商业文化使上海人以精明见长，善于谋算。上海话中多有表示精明的词语，如“门槛精、拎得清”，还有一批不断更新的用来挖苦讽刺不精明者的说法：憨大、阿木林、十三点、猪头三、冤大头、不懂经等等。

    北京人热衷发大财，上海话多商业用语，北京的流行词语中有一批表示巨富、暴富的说法，如“大款、大腕、款、小款、款爷、款娘、款姐、款族、富婆、发、大发”等，却一直缺乏表示辛辛苦苦挣小钱的词语。

    社会生活的政治化必须导致轻商和非生活化倾向。在词汇方面，北京话少有来自商业领域的日常生活用语。与此相比，上海话简单直接，缺少敬语，这是商业影响的语言特征之一。上海话中商业用语大量应用于日常生活，这也是商业渗透社会生活的一个例证。如：“耳朵打八折了（挖苦人听力不好）、敲定（有了恋爱对象）、户头（女朋友）”这几年股市用语和金融术语又开始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甚至感情世界“托盘（危急关头朋友相助）、解套（摆脱困境或解除婚姻关系）、套牢（遇麻烦难以脱身或陷于事业、家庭而难以摆脱）、踏空（征婚失败）、平包（离婚时分割财产）、开户（年轻人婚后与父母分居独立生活）、抛出原始股（青年男女初次谈情说爱）。”在上海人的心目中，讲究功利、注重实用的价值准则占有相当的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