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州是我开始“天山南北行”采访的第一站，但没想到，就是这第一站，给了我当头一棒。

　　在巴州外宣办的介绍下，我去采访州招商局乔局长。我刚刚微笑着发问，不料乔局长说：“下午采访行吗？我一会儿还有个会！”我不禁一愣。

　　很快，我断定局长并不是真的有事，便说：“我们可以先谈，等您开完会后我继续采访。”局长总算又坐了下来。

　　刚开始，局长介绍的内容并不能让我满意，我便请他举出一些具体、典型的事例，局长说，那你下午再来，这些问题我让业务科的科长给你讲。

　　快下班时，采访总共进行了不足一个半小时，其间，乔局长进行了以下活动：接电话、和下属谈论工作、到隔壁办公室说事、上卫生间、和一位前来拜访的朋友说家常。我的采访自然还得继续，就和局长约定下午采访。他说，下午我还有会，你可以直接找两位科长。还说，可以给我一份资料，但只能在第二天早上才能给我。

　　下午，我赶在上班前来到招商局。业务科办公室的门开着，我要找的冯科长是一位剪发头的中年妇女。知道我的来意后，她感到很吃惊：“克拉玛依的怎么跑到我们这里来采访？采访我干什么？你找我们局长去！局长让我说什么？局长都不说，我哪能随便说？我这会儿工作忙着呢，这个报表催着要！要不你明天再来吧……”我只好问另一位景科长在吗？她上下打量我了几眼说，“景科长下午有事不来”，便不再理会。这时，办公室的科员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要不你到隔壁采访一下王副局长吧”，我像抓住了救命稻草，激动地说了声“谢谢！”

　　出门前我问冯科长能否帮我准备一份招商局近年的工作总结，她不耐烦地说：“我这里没有，你去综合科要吧，不过他们都不在。”我说：“等我采访完再来拿可以吗？”她的声音一下提高了八度：“给你说了我这没有，到时看综合科有没有人吧 ”

　　我只好作罢。来到王副局长办公室，王副局长又是一番打问。半个小时后，王局长认为我最好到开发区或市招商局采访，便把开发区管委会办公室主任的电话告诉我，我想请他先和主任约一下，再联系采访。他说，你直接说州招商局我的名字就行。

　　征得王局长的同意，我在他办公室拨通了那位主任的电话。电话那头的声音倒是很热情，但他人在乌市出差。这位主任又让我和一位副主任联系，我拨通了第二个电话，副主任百般推脱，最后终于告诉我：“不是我不给你说，州上说了，不让我们说！”

　　我抬头望着站在对面的王副局长，“王局长，他说州上不让说”。王局长说：“啊，不让说？噢，不让说就不说吧！”这时我观察到王局长的脸色有了变化，他坚持要我到市招商局去采访。这时离下午下班还有一小时，再去联系采访已经不太可能。

　　怀着沮丧的心情，我走出了王局长的办公室，经过业务科时，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进去了，因为我很希望冯科长能给我准备一份材料。

　　但是，一样的态度，一样的语气，一样的结果，此时我已无法用正常的语气和她交流，一扭头就走了。下楼时，我强忍着委屈给董耀辉老师打手机，简单汇报了下午的采访情况，另外有个材料要等到第二天早上才能拿上。可能是董老师听出我的声音有些异样，就问了句“没事吧？”我赶紧挂断电话，那一刻，我的眼泪夺眶而出。

　　第二天，为了拿到那份材料，我从早上九点半一直等到中午十二点半，州政府的六层楼我来回上下跑了不下六次，如此这般只是为了复印一份材料。

　　这就是我第一次异地采访经历，也是我记者生涯中第一次因为被拒绝而流泪。

　　记者感言―――

　　回来后，我将巴州、阿克苏和吐鲁番的采访进行了一番比较。可以说，当地对媒体的态度，直接影响着媒体的报道方式和报道质量。当然，决定报道质量的还有很多因素，例如记者个人的采访功底、采访方式、沟通技巧、控制采访节奏、把握采访方向和驾驭材料的能力，这些我并不否认。我想引用时下现代化企业运营模式下的经理人非常推崇的一句话：细节决定成败，态度决定一切。

　　就拿这次采访说，我从中深深地体会出，当地外宣部门的态度可能影响到外来采访团的规模和数量、市民的态度会影响着城市的形象和内涵、采访对象的态度会影响着所在地区对外的社会影响力。

　　我想，对媒体的态度和一个城市的开放程度有直接关系，一个城市对媒体的态度又缘于对“媒体效应”认识的程度。如果一个城市对“媒体效应”的认识到位，想必这个城市的经济指数和人气指数也会相应上升。

　　由此看来，拒绝一个记者的采访事小，可没准失去了一次对外展示形象的机会，那可就因小失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