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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巴金先生辞世以来，各种媒介的报道与评说铺天盖地，其“哀荣”远远胜过前些年去世的沈从文、冰心、萧乾等新文学大师。这绝非因为他有更大的官衔和更多的荣衔，也不单缘于媒体突飞猛进的发展与激烈竞争。我相信，人们对巴金的哀悼是发自肺腑的，意在藉此向他致敬，并寄托自己的情与思。
论文学创作，在新文学大师中，他的成就并不是数一数二的。他写得最成熟的小说《寒夜》，由于时代背景的变迁，甚至不如谌容的《人到中年》更能打动我们。
而论晚年对时事的投入，他也许还比不上对教育改革和反腐败有激情表达的冰心老人。“文革”后的二十多年，巴金呼吁建立现代文学馆和“文革”博物馆，艰难地写作五卷本《随想录》，实际上做的是一件事―――反思；实际上表达的是一个心愿―――讲真话。
巴金写作《随想录》始于1978年，时年七十有四，这样高龄带病写作，难免朴拙。然而，《随想录》体现了他早年秉持的写作信条“将心交给读者”，他明明白白地告诉世人：“我要把《随想录》当作遗嘱来写。”把心交给读者，呼吁世人讲真话，他“揪出示众的首先是自己”。他的这种光辉人格不能不感动每一个有良知的人。正是出于这种钦敬，他的同辈人、戏剧大师曹禺称他为“二十世纪的良心”。曹禺这一说法在文化界知识界乃至全社会被广泛认同，新华社在他逝世当日播发的特别报道，大标题就叫作《别了，“二十世纪的良心”》，内文称他为“讲真话的一面旗帜”。
人们“接受”巴金作为“世纪良心”的符号，认同其意义，盖因“讲真话”很难，非平常的血肉之躯甘愿承担其沉重。若不然，掀起“审计风暴”的堂堂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怎么会说出“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话呢？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直率批评地方官员，怎么会说反正自己快退下来了呢？如果我们连“讲真话”都不敢都不能，苟活到一百岁也不过是行尸走肉，活着有什么尊严，又有什么价值？《人民日报》10月18日李辉悼念巴金的专文题为《巴金：巨星陨落，光还亮着》。那么，让我们在巴金老人心灵之光的照耀下，继承他坚守良知的精神，去开创讲真话的美好未来吧。（据10月23日新京报作者：鄢烈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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