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生恐怖的慰安妇

中国慰安妇幸存者公开承认的只剩下35人

    2005年2月20日，96岁的朱巧妹在孤苦中辞世。此前她是上海市崇明庙镇慰安妇幸存者，也是世界上最年长的慰安妇幸存者。随着她的离世，公开承认的中国慰安妇幸存者只剩下35人。

　　“朱巧妹和郭亚英等六人并称‘七个姐’，在1938年后被日军编组成慰安妇，她们常被要求在家中和到炮楼向日军官兵提供‘慰安’，每周五次以上，一直持续到1939年底。朱巧妹的婆婆、姨婆和远房姐姐也在‘七个姐’中，是中外罕见的一家四人沦为慰安妇的事例。”上海师范大学苏智良教授说。

　　朱巧妹当年被汉奸劫掠强迫做慰安妇。上海沦陷后，日军指使汉奸政权在虹口、闸北等地设立一批慰安所。汉奸组织常常借口登记“良民证”，挨家挨户地挑选年轻貌美的女性。朱巧妹就是这样被胁迫来充当性奴隶。

山西省和海南省是慰安制度重灾区

　　日军在中国建立慰安所初期，慰安妇都是从日本贫困山区招来的年轻女子。但随着日军建立慰安所数量增加、规模扩大，战争中后期建立的慰安所里则有大量中国妇女和朝鲜妇女。

　　我国山西省和海南省是慰安制度的重灾区。1937年秋，日军攻入山西，第20、108、109师团等部队开始长驻当地。成百上千的山西妇女被日军抓入炮楼为官兵提供性服务。调查发现大量慰安妇幸存者集中在今天山西盂县。此外，海南是日军慰安所和慰安妇幸存者集中的大省。目前已证实的慰安所有60余个，愿意公开证言的慰安妇有20多人。

1/3慰安妇不能生育

　　 “中国慰安妇在各国慰安妇中处于最底层，她们十几岁就被抢掠或欺骗而来，在自己的土地上被日军肆意蹂躏摧残，经历了无法想象的痛苦，并且这痛苦持续到她们生命的终结。”苏教授痛心地说。

　　20万中国慰安妇绝大部分都已死亡。13年来当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有计划地探访慰安妇幸存者时，研究人员走遍全国20多个省只找到100多名幸存者。这100多名妇女中1/3都不能生育。有人虽然结婚，但因无法生育被丈夫抛弃；有人虽然生子，因自己的经历饱受丈夫儿女的辱骂；有人则只好终老一生。

让我们记住以下的数字

　　日军曾计划按照37 士兵 比1的比例配备随军慰安妇

　　日军慰安妇全世界超过40万人，中国在20万人以上接受调查的100余名原中国慰安妇只有不到1/3生育子女

　　中国只有35位勇敢承认自己曾是慰安妇的老人幸存于世

    接受调查的慰安妇幸存者

　　万爱花 1929年生 是中国慰安妇幸存者中第一个站出来控诉日军暴行的勇敢的妇女。她抗战时期就是中共党员，先后多次被日军抓获污辱、折磨。非人的摧残使她整个身体严重变形，在床上躺了三年后顽强地活了下来。

    赵润梅 1925年生 1941年4月被抓入炮楼边窑洞中，被日军日夜凌辱达40天之久。她被赎回时精神失常，左臂外侧被木床磨出一个大洞，下身肿烂无法行走。因无法生育被前夫抛弃，与后来的丈夫领养一女。

    杨时珍 1927年生 14岁就被一日军军官霸占，并随军转移，直到两年后精神失常才被家人赎回。30岁就绝经，仅有的一个女儿出生不到20天夭折。现在除精神病外，大小便失禁，需人照顾。

    李秀梅 1927年生 1942年被日军抓去充当慰安妇，关押在一个日军据点附近的小窑洞达5个月。因反抗日军侮辱遭到毒打，致使右眼失明，脚骨断后长短不一，平日只能摸索着在固定位置做些简单的活。

纳粹德国的驻华外交官：日军是一支禽兽部队

    “慰安妇”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被迫为日本军人提供性服务、充当性奴隶的妇女。“慰安妇”制度既是日本封建主义的产物，又烙着日本军国主义的印记，是日本传统的封建主义与军国主义思潮相互影响的怪胎。

　　在军国主义的氛围里，日本军人的人性完全扭曲。在他们看来，杀人放火是为天皇尽忠的表现，强占民女是为了把那些女性的肉体和灵魂“奉献”给“有功之臣”。这造就了二战中一支兽欲横流的变态部队。这支军队不仅要占领别国的领土，而且要对英勇抵抗的当地人民进行疯狂的报复。在日军眼中，那些任其蹂躏的妇女的身体代表了她们的国家和民族，日军把在战争中流的血，甚至险些丧命的仇恨，都发泄到了她们柔弱的身躯上。目睹此情此景，连日本的盟友―――纳粹德国的驻华外交官，在其发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中也不禁写道：“枪杀无辜、强奸妇女和掠夺钱财的消息不断传来。现在日本人也把被强奸妇女的子女和其他家庭成员当成侮辱对象……这是一支禽兽部队”。

　　1931年11月，日本在上海开设了第一批4家“慰安所”。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日军“慰安所”数量迅速增加到17家，它们以日本海军官兵为主要服务对象，总共有艺妓279人，“慰安妇”163人。1932年3月，由于日军在上海频频强奸当地妇女，受到了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时任日军“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的冈村宁次于是决定仿效海军的做法，设立“慰安所”，解决士兵的性饥渴。1949年，冈村宁次在回国的轮船上向记者坦白：“我是无耻至极的‘慰安妇’制度的始作俑者。”

　　最早的随军“慰安妇”来自日本国内招募的妓女和良家妇女。许多沦落风尘的日本女子在日本军国主义宣传机构的蒙蔽下，将充当“慰安妇”当成了“报国”之途，在得到调令时被感动得热泪盈眶。但是日本籍“慰安妇”的数量远不能满足日军的兽欲，于是日本军事当局命令驻朝鲜总督府驱使警察征召“慰安妇”。被征召的朝鲜女子年龄一般在16―20岁之间。大多数情况下，日本警察采取了威胁和恫吓的手段。凡是列入应征者名单的女子，都无法逃脱。倘若被选中的女孩自杀，那么她的父母也会受到惩罚。除此之外，日军还在朝鲜通过诱骗手段大肆搜罗当地妇女充当随军“慰安妇”，甚至连小学的女生也被当作“慰安妇”拉到战场。据韩国的一份资料显示，仅在1943至1945年间，就有超过5万名朝鲜女性被日军抓走充当“慰安妇”。1937年后，日军开始大规模在中国掳掠女性充当“慰安妇”，使中国和朝鲜成了日军“慰安妇”制度的最大受害国。

历史学家认为“慰安妇”至少有40万人

　　根据日本外务省的部分档案，仅1938至1939年间，日军在中国的上海、杭州、九江、芜湖和汉口等地，至少设立了73所“慰安所”，数千名各国女性沦为日军的性奴隶。而为配合1941年的特别大演习，日本关东军竟“配备”了2万名“慰安妇”。

　　在日本学者伊藤计一的著作《陆军士兵史》中，收录了日军设在上海的一家“慰安所”的规定。其中包括：本慰安所只允许 日本 陆军和准军事人员进入；光顾者必须在接待处付费，军士、士兵和准军事人员的票价是2日元。驻扎在广东的日军部队还根据“慰安妇”种族的不同区别收费，规定：日本“慰安妇”2日元，朝鲜“慰安妇”1.5日元，中国“慰安妇”1日元。军官如要求独自享用某一“慰安妇”则费用增加一倍。在接待处，日军官兵在“慰安所”的接待处换取票证，然后把票证交给为他们“服务”的“慰安妇”。一天“工作”结束后，“慰安妇”们把这些票证交给“慰安所”的“经营者”。她们仅能得到她们“工作收入”的一半，以保证她们的基本生活必需品，如衣物、香烟和“偶尔需要放松一下自己时”必需的酒。有些“慰安妇”可能存下一些钱，但这些只有在日占区才能使用的“军票”，随着日军的崩溃而变为了废纸！

　　据不完全资料统计，日军在战时设立“慰安所”的地点遍及日本本土、朝鲜、中国、菲律宾、太平洋各岛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缅甸等十几个国家，可以说在日军占领区内，各国均有大量女性成为受害者。就连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当年也曾亲眼看到日本士兵在“慰安所”外排队等候的情景。

　　据中国历史学家苏智良的统计，至少有40万各国女性沦为了日军“慰安妇”，有一些学者认为真实数字还要高出许多。由于日军将“慰安妇”作为“特殊的战备物资”，“慰安妇”的征召和去向并未登记归档，因此难以弄清究竟有多少妇女沦为日军“慰安妇”。

　　“慰安妇”的遭遇是凄惨的，她们平均每人每天都要受到十几名日军的摧残。日军侵略中国河南期间，一队“慰安妇”跟在列车后面步行10天，到达日军驻地后，等待她们的是一个师团的充满兽欲的日军官兵。在满洲里，严寒中死去的“慰安妇”的尸体被日军扔到雪地里，任凭狼群撕咬。

　　“慰安妇”不仅承受着日军对自己肉体的蹂躏，还面临着各种性病的威胁，然而最可怕的事情是怀孕。当发觉自己怀孕后，很多“慰安妇”会选择自杀，但更多的“慰安妇”则是被“慰安所”管理人员强迫将孩子打掉。只有极少数“慰安妇”能够把不知父亲是谁的孩子带到人世，但在妊娠期间仍旧要为日军士兵“服务”。还有很多“慰安妇”被迫做了“停止月经”的手术，永远失去了做母亲的能力。

　　随着日本法西斯一步步走向灭亡，日军兵源严重不足。“慰安妇”又变成了护士、脚夫、甚至编外战斗人员。日军投降时，日军炮楼中的“慰安妇”被武装起来，充当炮灰。她们被告知：最后一颗子弹是留给她们自己的。1944年，美军攻占日军在南太平洋的防御要塞特鲁克群岛（今属密克罗尼西亚）前夕，日军守岛部队为“摆脱累赘和尴尬”，将躲在山洞中的70余名“慰安妇”全部枪杀。美军攻占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之前，日军在对随军“慰安妇”进行最后一轮蹂躏后，将她们悉数杀害。

　　尽管日军在战争后期疯狂杀害“慰安妇”灭口，销毁大量有关文档，但是历史的真相永远无法掩盖，近年来各国相继发现的大量史料，逐渐掀开了那段灭绝人性的黑色历史，而它也将把日军永远钉在人类的耻辱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