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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审时度势的洞见,高瞻远瞩的胸怀,敢冒风险的气魄,韬光养晦的谋略,矢志不移的追求……一次次重大而又果断的决策改变着油田的命运,书写着油田的辉煌。让我们透过历史的重峦叠嶂,去领略那激动人心的一幕又一幕……

一九五八年九月,朱德副主席(右一)视察克拉玛依油田时,和油田有关领导一起研究矿区发展规划。
从南缘到西北 两派专家各执己见 从现象到本质 世恩拍板撒网捞鱼
新疆石油的大规模勘探工作是伴随着共和国的诞生开始的。
自1951年始,中国和前苏联石油勘探专家们基本上都把目光投向了准噶尔盆地南缘地带,目的就是找出独山子类型的油田。可是1951―1955年,他们先后在安集海、呼图壁等地打了几口井,均没有获得工业油气流。显然,就当时的技术条件来看,继续在南缘做工作,意义已经不大了。
1954年,以前苏联专家乌瓦洛夫及杜博民、田在艺、张恺等中国地质师为代表的一帮年轻人,在准噶尔盆地的西北缘做了大量的地质调查,他们认为该区有比较好的含油前景,建议在该区展开钻探。
但新疆石油公司里的骨干专家潘捷列耶夫等则强调继续在南缘做工作。他们认为,黑油山大面积的原油露出地表,说明地下的原油已经流失,油藏已遭破坏,不可能形成大油田。
矛盾由此产生,此后长达近两年的一场争论由此开始。
乌瓦洛夫激动地抓起水杯子,往桌子上重重一放,大声说:“独山子油田不过是这么一杯水,如果在克拉玛依找到油田,那将是大海!”他边说边挥舞着双臂,西装背心上的一个扣子一下绷到了天花板上。这是当时双方激烈争论的一个典型场景。
1955年10月29日,黑油山一号井喷出工业油流。但是,那场大辩论并没有因此而中止,有关新疆勘探方向的部署仍然举棋不定。
这时候,一个扭转乾坤的关键人物出场了。

上个世纪80年代,国务委员康世恩(左四)来到克拉玛依油田。他同地质人员一起分析资料,部署了1990年以前的勘探开发工作。
他就是时任石油工业部部长助理的康世恩。1956年4月,康世恩率工作组来到黑油山进行实地考察,并听取了中苏专家的不同意见。恰在此时,部署在黑油山地区两个局部构造之间的4号井出油了。
好!黑油山一带果然有不受背斜控制的油藏!康世恩果断决策:把勘探的重点由南缘转向西北缘。
根据新的勘探部署,在黑油山―――乌尔禾长130公里、宽30公里的范围内,部署10条钻井大剖面,开展整体解剖二级构造带的区域勘探。
康世恩充满信心地说:“我们要撒大网,捞大鱼。”他要求,先在含油希望大、油层分布广泛的地区部署较大距离的井网,进行较大规模的勘探;获得工业油流后,在重点区域集中力量钻探,扩大探明范围。
谈起这段历史,新疆石油管理局老领导张毅动情地说:“在我国石油勘探史上,这是第一次从整体解剖盆地二级构造带的区域勘探入手,进行综合勘探的伟大实践。”从此,‘溜边转、找鸡蛋,见了油苗就打钻’这种长期沿盆地四周找油苗、查构造的落后的勘探方式被彻底摒弃。
事实证明康世恩的决策是英明的。从1957年到1960年,我们先后发现了白碱滩高产油区、百口泉油田、乌尔禾油田、红山嘴油田,探明了含油面积290平方公里。克拉玛依油田一跃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油田。
开发两降一升 秦峰受命危难之际 秋里来克蹲点 油田重现勃勃生机
秦峰何许人也?乃新疆石油管理局第二任局长。1960年,原新疆石油管理局局长张文彬奉命带人前往大庆参加石油会战之时,秦峰由当时的共和国总理周恩来亲自签署任命书,出任新疆石油管理局局长。
秦峰一上任就面临三大难题:第一,国家遭受三年自然灾害,经济建设和油田生产受到严重影响;第二,全国支援大庆油田会战,克拉玛依油田的大部分技术人员和设备被抽走,油田生产力量严重不足;第三,克拉玛依油田刚刚投入开发就出现了“两降一升”,即地层压力下降、原油产量下降、油气比上升的被动局面。
秦峰心急如焚,经过缜密分析,他决定先从解决第三个问题入手。因为当时克拉玛依油田是全国原油的主要供给地,秦峰很清楚,克拉玛依油田生产滑坡对困难中的国民经济发展意味着什么。他在各种会议上大声疾呼:“我们要对党和国家负责,绝不能让好端端的油田毁在我们手里。”
为搞清楚“两降一升”的原因,他到油区蹲点一个多月,收集整理了大量的第一手地质资料。1960年8月,秦峰率领地质、采油、计划等各部门的专家前往北京,将油田开发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向有关领导作了汇报。经过认真分析研究,石油部领导和专家指出:要从摸清油层的地下规律入手,重新认识油田。
第二天8时,秦峰和秘书杨湘岳一起前往北京的电讯大楼召开电话会议,以最快的速度向新疆石油管理局的各级领导干部传达了石油部领导的指示。
9月,余秋里带领工作组来油田蹲点一个月,发动技术干部和广大职工,系统调查分析油田生产状况,总结产量滑坡的原因,确定了油田工作方针:以采油为中心,加强注水、修井、油井管理,使油田逐步走向合理开采。
为了从根本上扭转油田的被动局面,这一时期的秦峰又集中力量抓了两件大事:第一,集中全油田八十多名地质技术人员成立了油田地质研究大队,从油气水分布、油层流体性质、原油储量核实、调整方案编制等6个方面进行调查研究,重新认识油田;第二,从1961年到1963年,在油田先后部署钻了124口检查井和资料井,重新提取地层资料―――岩心。
张毅回忆说:“正是抓了这两件大事,到1963年,我们基本查清油田出现被动情况的根本原因是,开发方案不符合油田的地下情况。克拉玛依油田不是原来所认为的均质砂岩油田,而是以砂砾岩为主,呈“窝窝”状分布的不均质的低渗透油田。”
根据新的油藏认识,秦峰部署,重新核实油田的面积和储量,调整油田开发部署。
1965年,克拉玛依油田的原油产量由1962年的85.5万吨恢复到93万吨,1966年达到了114.7万吨,实现了当时石油部对管理局提出的稳产100万吨的目标。
克拉玛依油田产量走出低谷。
重点转移 大军挥师百口泉 汉良睿智 “帽檐构造”展雄姿
宋汉良部署百口泉会战。
旌旗猎猎,钻机轰鸣。穿越了二十多年的时光隧道,在历史的画卷中,百口泉会战的壮观场面依然栩栩如生。
我们有理由对它浓墨重彩。
百口泉会战有其大的历史背景。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的伟大战略决策。这时的克拉玛依油田年产量只有三百多万吨,一时间,怎么使原油产量更上一层楼,怎么贯彻石油部提出的“要集中上上下下的力量搞好生产建设,实现工作重点转移”的决定,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
百口泉会战还有其具体的历史条件―――1958年以来的多次勘探结果表明,百口泉是一个油气富集区。
1979年2月7日,管理局党委扩大会议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的第一仗放在百口泉。3月16日,会战指挥部成立,任荣堂任总指挥,宋汉良、傅庆和等人任副总指挥。
三千油城儿女挥师百口泉,一场大会战拉开了帷幕。
当年6月,会战进行到第二阶段,“帽檐构造”这一勘探史上的重大发现逐渐浮出水面。而钓出“帽檐构造”这条大鱼的“浮标”是1060井。
1060是当时的一口断裂探边井。为了探出百口泉油田的外边界,这口井到底该外甩多远?这个问题成了大家议论的焦点。在一次专门召开的讨论会上,有人建议外甩500米,有人认为应该外甩250米,各有各的理由,一时相持不下。会战副总指挥宋汉良在充分了解双方观点的基础上,采取了大多数人的意见,拍板外甩250米。
宋汉良派去测定井位的,是一名坚持外甩500米的地质师王刚。
至今,王刚对当时的情况记忆犹新。他说:“当时坚持外甩500米,我是有依据的。第一,用已完钻的井网边缘井绘制的一条过井剖面,即使按60度断面倾角,也证明外扩500米仍然能够钻遇下盘油层;第二,逆掩断裂由于挤压作用,其段面不可能都是整齐划一的高角度。所以,我认为外甩250米意义不大。但是,在会上我是少数派,最后,宋副总采纳了大多数人的意见。会后,我找到宋汉良,向他提出由我负责定井位,宋汉良同意了。”
王刚在250米的外甩井距上做了手脚,他外甩了450米。在现场,一名负责测量的技术员有点担心。王刚对他说:“这完全是我的责任,出了什么问题由我负责。”
1060井在1570米左右穿越了五百多米的上盘古生界变质岩,进入了下盘中生代油层。这一钻探结果比预计的位置高了600米,证实了克―――乌断裂的剖面形态上陡下缓,越到深部越平缓,甚至可以缓到20多度。“帽檐构造”的发现使百口泉油田的边界外扩了1000―――1300米。天天担心这口井落空的王刚如释重负。
当往事已经沉没于历史的烟尘,有人开始试着考证当时的决策细节―――
“帽檐构造”的发现难道仅仅是一些偶然因素促成的?让坚持外甩500米的王刚去定井位,是宋汉良随意的决定还是有意的安排?王刚的行为到底是坚持真理还是擅作主张?
其实,这一切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帽檐构造”的发现使人们对克―――乌断裂带成藏条件的认识产生了质的飞跃。正是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逐步搞清了克―――乌断裂带上陡下缓的特点具有普遍性,是一个呈交错叠合关系的复合含油区,从而带来了西北缘勘探的大突破。
挥师东进 准东升起新曙光 追求卓越 彩南诞生新模式
王宜林、唐健参加油田公司祝捷大会。江池摄
准噶尔盆地东部一直是勘探家们长期关注的有利区域。从上个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新疆石油管理局在该地区进行的大部分地区的地质普查、重磁力普查,发现了一批构造和大量油苗。1980年始,管理局引进法国地震队在该地区进行数字地震勘探,发现了火烧山南背斜、沙南背斜等潜伏构造。这一切使管理局的领导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决策“开展新一轮的盆地区域勘探,开辟盆地东部探区”时有了充分的依据。恰在此时,石油工业部将准噶尔盆地东部列为全国三大重点勘探区块之一。
管理局的决策者们紧紧抓住这个有利时机,部署了准噶尔盆地勘探从西北缘到东部的战略大转移,从而收获了火烧山油田、北三台油田、甘河油田、沙南油田。对此,现在的油田公司总经理王宜林这样评价:“这次战略转移是正确的、及时的。”
准东勘探后期,准噶尔盆地下一步勘探开发的接替区在哪里?这又成了摆在决策层面前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此时,法国地震队通过在盆地腹部中央沙漠区所做的区域大剖面地震概查,首次获得了盆地腹部的地震反射资料,中央隆起带被认为是最有利的含油区域。1990年,通过地震普查,不断获得深层资料,彩南背斜及滴水泉南断鼻被发现,莫索湾、玛湖、彩南、石西背斜的构造形态被落实。在这期间,勘探开发研究院对全盆地的综合研究工作一直在进行,吴庆福、杨文孝等地质专家所做的第一次全盆地资源评价也有了结果。
条件成熟了!
“稳定东部,发展西部”,80年代,国家发出石油工业战略大转移的号召。
是时候了!
1989年,管理局决策层果敢决策,确定了“区域上甩开钻探,立足大凹陷,寻找大油田”的勘探战略方针。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1991年5月,彩参2井喜获高产工业油气流,宣告腹部第一个整装沙漠油田―――彩南油田诞生。一道绚丽的彩虹横空出世!时隔1年半,1992年12月,石西1井喜获高产工业油气流,又一个亿吨级油田―――石西油田诞生了。
开发总是步勘探的后尘而来。
原管理局副局长赵立春、油田公司副总经理董培基曾多次玩笑式地抱怨李立诚:“李总,你不会总让我们在西北缘吃瘦羊吧?能不能为我们找上一两头肥羊吃吃?”李立诚笑道:“你们为吃肥羊把我的脚后跟都踩破了,可是,要吃肥羊,要找,要买,要宰啊。”
彩参2井出油,勘探界总算在准噶尔找到了有史以来第一只“大肥羊”,而且很快宰杀了下来―――搞清楚了油田的储量。第一次满足了开发界要吃“肥羊”的愿望。现在就看该怎么吃了。
围绕吃彩南油田这只大“肥羊”,是有过争论的。争论的焦点是:到底以什么速度来吃?
1992年6月,时任管理局局长的谢宏和时任副局长的赵立春,向总公司领导汇报如何加快彩南油田的开发建设情况。王涛、周永康指示,彩南油田是我国第一个整装沙漠油田,一定要依靠新技术、新体制把彩南油田建设成高速度、高水平、高效益的油田。
对于新技术、新体制,高水平、高效益,大家的认识比较一致,因为这已经是当时油田开发的一个大势。但是,对高速度高到什么程度,大家有分歧。
1992年10月,赵立春和有关人员带着油田开发方案到总公司汇报。当时,有关专家提出,彩南油田油藏好,应以5%的速度加快开采。
赵立春认为5%的速度不妥。因为水与油的隔层不稳定,开发速度快,容易造成水淹。他坚持按3%的速度开发。
“简直是老驴拉破车,这样的速度太慢了,你们的思想太僵化。”有人这样指责赵立春等人。
“你们再怎么说,我们也要按这样的速度开采。在地下情况没有完全搞清楚之前,速度太快,破坏了油藏咋办?哪怕我这个副局长不当,我也坚持这个速度。”赵立春倔脾气犯了。
批评―――坚持,坚持―――批评,持续了1个多小时。最后,周永康拍板:“就按3%的速度。不过,开发方案中的井网必须加密。”彩南油田的开采速度就这样敲定了。“两新三高”的模式就这样变成了“两新两高”的彩南模式。
后来通过开发试验、三维地震及勘探与开发紧密结合相互渗透,搞清楚了地下情况,证明了3%的速度是正确的决策。
彩南油田成了新疆石油史上一座承先启后的丰碑。继它之后,石西、石南、莫北、陆梁、莫索湾等油田相继被发现;继它之后,石西、陆梁等高效油田相继建成。
从此,新疆油田的开发建设告别了“大而全”、“小而全”的传统采油厂模式,走上了一条现代化作业区的道路。
油气并举 志强倡导新方略 滚动勘探 新发深化西北缘
“以后没有天然气的专题发言,就不能开技术座谈会。”在管理局召开的勘探技术座谈会上,因为大家对天然气的关注程度不够,谢志强发火了。这件事发生在90年代初,谢志强是当时的管理局局长。
“重油轻气”的观念在克拉玛依油田由来已久。从50年代以来,准噶尔盆地的勘探开发一直以油为主,天然气的开发利用曾走过很长一段弯路。因为准噶尔盆地的资源情况是油多气少,所以长期以来,在相当一部分人甚至在一些领导和专家的认识中,放着主要的资源不利用,去搞次资源的开发,显然不符合资源的开发利用规律。
但是随着勘探开发的不断深入,准噶尔盆地富藏的天然气被发现。因为开发利用没有及时跟上,克75井区、呼图壁、彩南、石西等地大量的天然气或长期“闲置”,或被放空燃烧。
有一次,谢志强在石西检查工作,抬头望着放空燃烧的天然气,痛心地感慨:“仅这一把火,每天就要烧掉一辆‘牛头’车啊。”
这时候,谢志强等管理局领导已经意识到,如果再这样烧下去,随着盆地的勘探开发深化,每天恐怕会有数十辆、数百辆“牛头”被烧掉。丰富的天然气资源被白白浪费掉,这同样是有悖资源利用规律。
“油气并举”的决策在领导者一次次痛心的感慨中孕育成熟了。
1997年,时任市局党委书记的谢志强在《新疆石油报》上撰文《加快天然气开发利用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他把天然气利用放到市局经济发展的战略高度,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天然气在开发利用中的必要性、重要性。
短短的几年过去了,准噶尔盆地的天然气勘探开发利用已经开花结果―――
用于稠油热采的50万吨渣油被天然气替代了;彩―――石―――克输气管线建成;高效呼图壁气田建成……2001年,天然气年产量达到17.6亿立方米,2002年,天然气年产量将达到20亿立方米。
天然气的勘探开发利用已经驶上了快车道。
如果说“油气并举”的决策方略,谢志强功不可没,那么提到西北缘的滚动勘探开发,得先说说陈新发。
陈新发现在是新疆油田公司的副总经理,1986年,他还是勘探开发研究院的一名普通科研人员。
这一年,西北缘一带因车排子区的勘探失败而陷入低谷,这一时期,管理局已经实行了从西北缘到东部的勘探战略转移。有人悲观地预测:“西北缘的勘探帷幕已徐徐落下”。
“西北缘真的完成了历史使命?”陈新发不死心。
少人云亦云,沉下心来冷静思考是他当时的选择。50年代以来有关西北缘的资料,只要能找到的,全被他搬了出来。他试图重新认识过去在西北缘的钻井与试油结果。通过反复对比、分析、筛选各种数据和结论,一个想法日益清晰―――由于当时的设备与技术条件限制,显然将西北缘白碱滩组和八道湾组的界线划得靠下了。
他的目光落到了397井上。这是一口老井,1967年曾对该井试油。刚放了两炮天就黑了,工作人员也就收工了。第二天他们上井时发现,该井油水混溢。陈新法就此推测,出水的是八道湾组,出油的是白碱滩组,但是,老资料把他们全划归了八道湾组,这等于漏掉了油层。此时,他仿佛闻到了飘香的原油。
很快,他的《白―――乌地区白碱滩组勘探意见》写好了,他建议有关部门在他认为最有希望的白碱滩组布两口探井。建议被采纳。经钻探,这两口井分别获得日产23.3吨,25.9吨的工业油流,从而发现了446井区17.5平方公里的含油面积,深化了西北缘的勘探。
其实,这不过是西北缘滚动勘探开发的一个序曲。此后,在宋汉良、谢宏、谢志强、戴明梓、王宜林、董培基等领导和专家的倡导和决策下,西北缘地区稠油和稀油的滚动勘探开发全面铺开,在西北缘先后发现了玛北、小拐油田,在百重七、530井区分别找到3000万吨和2000万吨的原油储量。
西北缘的新突破再一次证明,管理局20世纪80年代后期“突破腹部,带动两头(西北缘与准东)”决策的正确性。
敢冒大风险 宜林胸怀大气度 频传大捷报 盆地屡出大油田
陆九井区所处的三个泉1号背斜发现于上个世纪50年代,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在这个背斜上先后部署钻探了4口探井,均以失败告终。
陆梁的勘探该何去何从?不断的失利让决策者们对这一地区的勘探部署踌躇不决。这时候,油田公司总经理王宜林做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在探井没有出油的情况下,他一锤定音:在400平方千米的三个泉构造上部署三维地震。
陈新发说:“预探井接连扑空,还敢做三维地震,还敢再布预探井,没有相当的气魄是无法做到的。”
王宜林在关键时刻显示出来的决策勇气起到了扭转乾坤的作用。2000年7月,陆九井出油,从而发现了陆梁油田这又一个百万吨级的大油田。
姜建衡说:“勘探要敢冒大风险。”的确如此,正是因为王宜林、姜建衡等决策者和李立诚、吕焕通、陈新发等一批专家在勘探的关键时刻显示出了敢冒大风险的大家气度,才使新世纪腹部勘探捷报频传―――
2000年7月19日,卡6井喜获高产工业油流。克拉玛依人在南缘苦苦追寻了近半个世纪的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
2001年9月2日,盆五井喷出高产油气流,腹部又一个油田―――莫索湾油田诞生了。使找油人在摸索了37年之后,终于请出了这位“养在闺中人不识”的“沙漠美人”。
腹部3口井在短短两年间喷出高产油气流,有人将其归功为王宜林在勘探部署上提出的“突出预探,重在发现,择优探明,注重效益”的16字方针,有人将其归功为“立足大凹陷,寻找大油田;胸怀大气度,敢冒大风险;队伍大团结,技术大进步;科研大统一,效益大提高”的“大勘探”战略。王宜林说,“大勘探”战略与16字勘探方针对盆地是起到了指导作用,但是,这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谢志强、谢宏、戴明梓、唐健、姜建衡等领导和李立诚、徐玉清、欧远德等老专家都是这一指导思想的奠基人,我不过是把领导和专家的思想进行了归纳。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由于历史的尘封,要完全搞清每一次重大决策的完整过程,要绝对准确地评价决策者们的历史功绩,我们很难做到。我们的探寻,是为了强调科学决策的重要性,是为了向为油田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决策们表示敬意。
让我们为那一次次改变油田命运的英明决策喝彩!让我们向那一位位参与过改变油田命运决策的决策者们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