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仿佛走火入魔，只任凭油气牵着自己的鼻子乖乖地走。在他们走过的地方，一个个新油田诞生了。“只要你选择了石油地质研究工作，你的使命就是奉献。”这是勘探开发研究院地质科研工作者的肺腑之言。半个世纪来，正是凭着这种信念，他们把自己全部的知识、智慧和青春倾注到了石油地质研究之中。辉煌的科研成就催开了丰满的油气之花，克拉玛依这个“小油娃”终于成长为西部的石油巨人。

五六十年代野外调查，苦中有乐

　　这是1960年6月的一天。雇了当地一名农民当向导，租了3头毛驴，再带上羊皮板子、雨衣、面粉、一袋子馕、钢精锅和地质锤等工具，杨瑞麒他们的三人考察组从若羌县瓦石峡村出发了，他们要到阿尔金山的一个山沟看剖面。

　　7天后，他们到达目的地。白天看剖面，采样品，晚上点上三堆篝火防野兽，然后，他们就地铺下雨衣，再用羊皮把自己一卷，就睡了。因为天太冷，没有一个晚上他们能一觉睡到天亮。半个月后，他们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这时，馕已经吃完，面粉只剩下了1公斤多。为了填肚皮，那位向导主动提出夹黄羊，结果，黄羊没夹到，夹了3只旱獭。就靠这3只旱獭和那点面粉，他们日夜兼程，4天后回到了瓦石峡。

　　杨瑞麒的这段经历是五六十年代的科研工作者地质调查工作的真实写照。而勘探开发研究院的许多研究工作就是从大量的野外地质调查起步的。

　　今天的勘研院是由1951年成立的中苏石油股份公司科学研究总化验室演变而来，它伴着中国现代勘探的起步而生。

　　新生的共和国急需石油，而人们对新疆两大盆地的含油构造认识不清，再加上勘探技术的局限，大规模的野外地质普查曾是勘探的主要手段。地质人员3人一组组成考察队，每年的4月“出工”，11月“收工”。提着地质锤、背着样品袋，他们每天爬山越岭走沙漠，河水雨水泡干馕。

　　回忆当年，在勘研院干了整整40年的教授级高工杨瑞麒说：“那时虽苦，但我们都很乐观。在外面露宿，我们彼此以‘团长’相称，意思就是‘蜷作一团’。”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他们采回大批的岩样，为下一步的勘探部署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20年研究逆水而行，油田产量迈大步

　　回顾1976年之前勘探开发研究所的研究工作，可以用4个字来概括：逆水而行。

　　因对地下情况认识不清，再加上盲目追求高产，油田刚投入开发不久产量就开始滑坡，降幅高达35.8%。有专家断言，如不立即调整补救，克拉玛依油田就有夭折的危险。

　　勘研院的许多老专家都参加过60年代初期的那场油田大调整。他们面对的难题是：没有前人的资料可供参考，没有先进的设备可以依赖，摆在他们面前的油田是一张白纸。为了重新认识油田，地质科研人员组成了一个个攻关组，他们兵分两路，一路在后方进行室内分析化验，一路到前线进行现场动态分析。经过1年多的基础工作，到1962年年底，他们共取心1.5万米，分析样品3.6万块，分析数据12.5万个，进行了三百多万次的小层对比，基本摸清了油田的特性。1963年，调整规划方案编制完成，并很快进入实施。油田产量开始回升，至1966年达到114.7万吨，调整目标全面实现。

　　这时，10年动乱开始了。勘探开发研究所的研究工作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波及，但是研究工作仍然在困境中前行。

　　1967年下半年，杨瑞麒等科研人员下到生产单位锻炼，和工人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白天，他们和采油工一起带着午饭上井，摇绞车、清蜡、看压力、搞卫生……晚上，当人们已经进入梦乡，他们还趴在帐篷食堂的饭桌上进行地质研究。他们用的计算工具除了算盘就是计算尺。

　　《三3区开发方案》、《三4区开发方案》、《六东区开发方案》、《七中东区八道湾组油藏开发方案》等一批方案就这样在饭桌上诞生了。

　　10年文革期间，我国的经济建设几乎全面瘫痪，克拉玛依油田生产不仅没有停滞，反而不断有新区投入开发，原油产量反而以10―20%的速度持续增长，到1976年达到302万吨。回望一个个上产佳绩，勘探开发研究所的地质工作者们功不可没。

新时期扬帆远航，提交储量14亿

　　勘研院新时期的辉煌与1982年密不可分。

　　这一年，勘研院迎来了文革后的第一届大学毕业生。王宜林、韩炜、匡立春、徐洪德、张年富等一批朝气蓬勃的学子就是在这一年自愿来到新疆，走进了勘探开发研究院。

　　他们及后来一批批学子的到来，给人才匮乏的勘研院带来了希望。从此，油田的勘探开发事业走上了快车道。

　　这一时期，随着油田的发展和投入的增加，研究设备和条件得到了根本改善。特别是以大型工作站为代表的一套套现代化设备的引进，可以说把勘研院武装到了“牙齿”。但是，老一代地质家们的奉献精神仍在继续发扬光大。

　　教授级高工、油田公司勘探处处长张义杰是1984年大学毕业来到勘研院的。提起他，驾驶员刘彦振感触颇深。这位耿直的山东汉子说：“张义杰那个吃苦精神谁也比不上。”1992年夏天，他拉着张义杰、齐雪峰等4名科研人员前往火烧山油区采样。他们吃、住、炊都在租借的一间民房内。白天苍蝇成堆，晚上蚊子成群，饮用的水里都是红红的小虫子。

　　“那天，张义杰中暑了，上吐下泻。我把他送到乌鲁木齐看病。当时我想，这下可以好好休息几天了。没想到，打完点滴拿了药，他非要当天赶回去不可。第二天，他又和平常一样采样去了。我真服了他！”刘彦振说。

　　整整3年，老刘拉着他们去采样。老刘曾经矛盾过，太苦了，实在不想去。可是，他又感到，和这些人在一起，苦得痛快，苦得舒坦。

　　这样的故事在勘研院不胜枚举。助理工程师史宣玉住院期间，还在病床上看资料；工程师孙新革加班时摔伤踝骨，春节期间又拄着拐杖到单位加班做开发方案；高级工程师张有平曾昏倒在方案桌上；已故教授级高工孙川生晕倒在报告会现场……

　　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批地质家们所面临的最大敌人，不是苦，而是来自四面八方的诱惑。

　　勘研院最年轻的教授级高工、现年39岁的副院长王绪龙在1987年至1988年间，曾被选派到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学习盆地模拟软件开发。他在学习期间表现出来的人品和功底深得指导老师的青睐。老师多次向他表示挽留之意，并愿意帮助他办理“绿卡”，但他婉言谢绝了。1992年，盆地模拟技术在我国刚刚起步，南方某著名研究机构又盯上了这位科技先锋派的骄子。但是，高薪也好，高职也罢，都没有打动王绪龙的心。

　　在近二十年的出国潮和下海热中，勘研院里的专家们曾被诱惑过的绝不止王绪龙一人。但是苦也罢，累也罢，他们仿佛走火入魔，只任凭油气牵着自己的鼻子乖乖地走。在他们走过的地方，一个个新油田诞生了―――

　　火烧山、北三台、甘河子、彩南、石西、石南、呼图壁、莫北、沙南、陆梁、莫索湾等十多个油气田络绎不绝地扑入新疆石油人的怀抱。

　　从1979年勘研院正式成立到2001年底的23年间，地质家们提交了14.4亿吨的探明石油地质储量，是以前二十多年全局探明总量的近5倍；天然气探明更是填补了空白，共提交地质储量629.3亿立方米。

理论创新，开辟勘探开发新领域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在收获连年稳步增长的油气储量和产量的同时，新老地质家们也享受着理论创新的喜悦。因为正是这些理论，牵引着油田青春的脚步。

　　“勘探方针：突出预探，重在发现，择优探明，注重效益。

　　“大勘探思想：立足大坳陷，寻找大油田；胸怀大气度，敢冒大风险；队伍大团结，技术大进步；科研大统一，效益大提高。

　　“开发原则：整体部署，滚动实施，跟踪研究，不断优化。”

　　这些方针、思想、原则揭示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油气勘探开发的基本规律和基本的目标要求，涵盖了从研究到决策、从组织到实施、从过程到结果的全过程。

　　表面上看，这一系列理论似乎不能都记在勘研院的“帐上”，但是，谁也不能否认，它们是在勘研院“受孕”的。因为它们的提出人王宜林曾在研究院工作了16年，曾先后在开发一路和勘探一路担任过普通研究人员、项目长和研究室的副主任、教导员、主任等职，后来，又多年担任过勘研院的副院长、院长。自己从事地质研究和领导地质研究的实践使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认识，最终成为油气勘探开发的指导性理论。

　　克拉玛依大逆掩断裂带含油模式。主要提出人有宋汉良、谢宏、赵白、欧远德、杨文孝、林隆栋、尤绮妹等。勘研院的专家是主要研究者和执笔人。该模式的建立，为盆地提供了一个新的勘探领域。

　　复合油气系统。该系统公布于1997年出版的第2期《新疆石油地质》。提出人是当时的勘研院副院长张义杰和况军。这一理论是对单一油气系统理论的反叛，它将准噶尔盆地划分为4个复合油气系统和16个油气系统，为确定盆地勘探方向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开发战线，由李庆昌、孙川生、杨瑞麒和刘明高等专家经过多年研究提出的砾岩油藏开发、火山岩油藏开发和浅层稠油热采等技术都是在全国叫得响的，而且，已经产生、并将继续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

　　半个世纪来，油田收获了二十多个油气田和二百多个油气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都是得益于地质科研人员的大量工作，得益于这些崭新理论的指导。

　　弹指一挥间，勘探开发研究院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

　　现在勘研院已经成了集油气勘探、开发、化验、工程为一体的具有现代化手段和技术的综合研究机构。

　　“我们还有一支工作作风扎实、乐于奉献的职工队伍。全院职工平均年龄才37岁。在这么好的大小环境里，正是干事业、出成果的时候。”说起勘研院，党委副书记梁轶充满自豪。

　　我们可以感觉得到，今天，勘研院比任何时候都从容、青春；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在油田公司未来发展的第二、第三部曲中，她一定会给克拉玛依油田送来一个又一个惊喜。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我们期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