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火交加的演出

　　使我终生难忘的一次演出是1959年7月，我们第一次去南疆。我们带着行李，坐上卡车，颠簸了一天后来到了哈桑托克井队驻地。傍晚的天空仍骄阳似火，周围的山岗一片红黄。突然一阵咆哮，山洪爆发，浊浪滚滚，直泻山谷。瞬时洪水冲垮了帐篷，冲走了行李。在这突发的洪灾面前，演员们冲进洪水，先抢救服装道具，再捞回自己的行李。紧接着女同志洗洒服装道具，男同志抢搭舞台。为了不误演出，大家边啃馍馍，边化妆。一块天幕，一盏大灯，演出就这样开始了。

　　“各位同志你们好！我们向你来慰劳。羊羔肉的抓饭一起端，我们大家来会餐。……”

　　当《慰问石油工人》的歌声响起，装扮成维族老汉的大个子刘荫楠率领八男八女舞着上台时，空旷的山谷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深夜，男女演员分别挤在两顶帐篷里。被山洪打湿的行李还没干，大家就好几个人盖一床被子。尽管这样，我们也很快带着一天的疲劳和兴奋进入梦乡。突然，我们被一阵急促的钟声惊醒。“井场着火了―――”火情就是命令，我们翻身跃起，和工人们一起冲向火光冲天的井场。田玉庆团长与井队长首当其冲，临阵指挥。老地质队员大刘、任健与钻井出身的陈泽润、王继清、卢建阳、薛冠群等跳上钻台，我们一群人将毛毡在泥浆里浸透后向上传甩。火里烟里，泥里水里，根本分不清谁是工人谁是演员，我们和钻井工人合演了一场真正的“战火海”。

　　火被扑灭了，东方露出了曙光。我们带着满身的油污，在欢笑声中又踏上了巡回演出之路。

　　第二天，井队赶送来一面鲜艳的锦旗，上面写着“艺海新秀，水火情真”八个大字。

　　盛况空前的演出

　　1960年5月，我们奔赴大庆石油大会战的战场。全国石油系统的八个文艺团体齐聚草原，也展开了一场文艺会战。

　　第一天到萨尔图演出。途中，我们的道具车陷在了泥坑里，拉不动拖不出。离开演的时间不多了，怎么办？于是，我们把装备全部卸下来，硬是徒步三四公里，人拉肩扛地把服装道具扛到了演出现场。

　　这是一个经常召开万人大会的广场，舞台是用汽油桶和木板搭起的。我们到的时候，观众已陆续入场，台下已是黑压压一大片。而我们这时还没挂好幕布，更没化妆。怎么办？台下一遍遍掌声催人急。慰问团团长于耀先临时喊大家先出场亮相，向工人们问好，以此赢得几分钟时间。

　　我们有一个保留节目，就是一开始的四人对口词，有说有唱有舞，走到哪就根据当地的特点编到那，大家叫这个节目“万能”。这天的演出也不例外，但由于我们在路上误车了，临开演，词还没有编出来。王其人书记和秦峰局长在旁边想词，我和徐志良一边化妆一边写，刚落笔就开演了。在这个节目里，我们把大庆会战工委“十不”“三要”和铁人事迹等第一次搬上舞台，得到了观众强烈的反响。而我们这台短小精干、风趣幽默、充满油香和新疆风味的歌舞征服了观众，12个节目竟有8个返场。据指挥部的人讲，那天的观众比万人大会要多一倍，临近的树上都爬满了老乡。这是我团遇到的盛况空前的一次演出。

　　自创自导的演出

　　我们在大庆的会战演出中，还创作了许多以真人真事为内容的节目。

　　会战期间，我们与宣传报导组一起，到各井队了解情况，用最快的文艺形式表彰好人好事，哪队出成绩就向那队报喜。鼓乐声与钻机声融汇在一起。

　　“天不怕，乱风下西瓜。地不怕，翻浆道路滑。困难越多，干劲越大，

　　要叫那，龙王拜倒在脚下。”

　　……

　　我编导的群口快板《标杆林中立标杆》正是反映会战工人你追我赶的劳动热情。

　　在大庆会战期间，石油部老部长余秋里亲自督战。就是这位独臂将军，在一次与工人一起抢盖大雨中的水泥时，把衣服全湿透了，没有裤子穿，只好把司机的裤子借来穿上。当我们得知后，写下了《一条裤子两人穿》的节目。

　　在一次庆功大会的万人会场上，红旗招展，锣鼓喧天，我们载歌载舞走在队伍的前面，而后面就是“王、马、段、薛、朱”五位骑着大红马的英雄标兵，令人感动的是，会战工委的书记和指挥们亲自为英雄们牵马。那动人的场面，使我们立即写出《书记给英雄拉战马》的颂歌。

　　一次，会战工委交给我们一项光荣任务，创作一台反映大会战的晚会。老局长张文彬盘脚坐在大炕上为我们亲自当导演。大家苦战了7天7夜，排出了《红色油田大会战》歌舞晚会。我们7个昼夜没合眼，身上生了虱子，肚子闹着饥荒（困难时期吃不饱），领导命令我们休息，可我们却兴奋得怎么也睡不着。就是这台晚会，使我团代表石油部和会战工委向黑龙江省、沈阳军区、北京十大部委进行了汇报演出，最后光荣地走进中南海，向毛主席、党中央作了汇报演出。

　　后来，康世恩副部长亲自为我团授旗，命名为“全国石油文艺会战标兵”。在8个文艺团体会战中，我们也一举夺魁。

　　时间最长的演出

　　最辛苦的演出是在1961年的困难时期，大家喝糊糊吃榆钱都吃不饱，有80%的演员得了浮肿。为了鼓舞职工斗志，我们排演了反映南泥湾精神的秧歌剧《刘顺清》。

　　那年三九寒天，我们在白碱滩钻井处四面漏风的俱乐部演出。观众穿着毡筒、老羊皮看戏。我主演连长刘顺清，戏里有一场戏是打铁的，要光着脊背。团领导怕我们感冒，说不要光脊背，穿衬衣就行了。我问“战士们”脱不脱？大家说：“怕死不当八路军，你脱我们就脱！”好家伙，当掌钳的铁匠大刘演到高潮时，一声呐喊“同志们，加油呀！”我一把脱掉衬衣，露出油光的脊背，抡起了大锤，战士们也一齐脱光上衣，炉火熊熊，锤声叮当，舞台上一片热火朝天，演员们一个个汗流浃背。观众们愕然了，转而暴发出雷雨般的掌声。其实，我们的身上事先擦满了油，给人一种热得冒油冒汗的感觉，其实我们已冻得牙根打颤，浑身起满鸡皮疙瘩。演出一结束，宣传科长激动地跳上台，与观众一起高呼：“向文工团学习！”……

　　1965年，我们又一次来到哈桑托克井队演出。我们在帐篷围起的四合院中搭起了一个露天舞台。在井队工人的强烈要求之下，我们一晚上连演了三个整台晚会，歌舞《学大庆》、话剧《南方来信》和歌剧《江姐》，共计十几个小时，从天黑直演到东方发白。工人和当地老乡看得兴高采烈，可演员们都累得精疲力竭。演出结束后，我们就地倒在沙滩上，一个个沉沉地睡去。这是文工团有史以来，演出时间最长的一场演出。（摘自《克拉玛依四十年》，本文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