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苇湖拉水。
我1960年3月从上海转业到新疆石油管理局第三钻井处当工人。3月27日，我和战友们一起参加了百―克水渠会战。我永远也忘不了这场修建“生命线”的大会战。
戈壁滩上扎营盘
1960年3月28日，我们四百多人组成的百―克水渠会战团来到驻地。我被分到一连二班，我们班共有12个人，我任班长。当天下午，连里就给我们发放了铁锹和镐头。任务是开挖首段水渠的土石方，还负责主渠道混凝土浇铸和集水渠道的开挖与混凝土的浇铸。
我们连队就近安营扎寨。四百多人居住的数十顶帐篷在茫茫戈壁上组成了一个庞大的方阵，很是壮观。
我们每人每天挖土方的定额任务为6立方米。虽然我们都是年轻力壮的棒小伙儿，但以前从也没干这么累的活，所以，一天下来，浑身像散了架似的，两只手打满了血泡，疼痛异常，吃饭时连筷子都抓不住。
双重困难摆在我们面前，有些同志思想波动很大，有人发牢骚：早知是这样，打死也不来这个鬼地方受罪。
为了加强我们二班的领导，连里专门给我们调来了一名大学生任生产班长。我改任政治班长，协助他做好全班的思想政治工作。
百―克明渠是克拉玛依的第一条引水渠道，为修建这条“生命线”，全局上万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奋战，有的人留下了终身残疾，还有11人献出了生命……
洪期抢修过河道
仿佛是在一夜间，我们发现戈壁滩上的一簇簇红柳和梭梭柴吐出了嫩芽，开始泛绿。春天来了。
每年4月中下旬，是山洪爆发的季节。经洪水冲刷，戈壁滩上形成了一条季节性河床。这是百―克水渠必经之地。因此，一定要赶到洪期前，抢修完过河道。
我们一连担负的过河道工程进入决战阶段。为了抢时间，我们在一片乱石滩上支起了帐篷。参战者们夜以继日地挖沟挑土，白天热气腾腾，夜晚挑灯夜战，一派繁忙。
有些地段的土质特别坚硬，一镐头挖下去只见一个白点，震得人手生痛。这还不说，有的地段还有地下水，严重影响了施工进度。连部成立了由13名共青团员组成的攻坚班。攻坚班班长孟发利手举红旗，带领全班宣誓：要保证完成任务。在10天的时间里，攻坚班的队员们吃睡在渠上，用镐头挖开一块块坚硬的石头，又一块一块甩上沟去。终于，我们赶在洪期之前完成了任务。
艰难的过河道施工工程完成之后，我们开始浇铸混凝土。这是一项综合性的技术活，从沙子、石子和水泥的配料比例到加水搅拌，然后将搅拌好的混凝土倒入渠道模板内夯实，要求等混凝土凝固后，将模板拆下，壁面上不能出现蜂窝麻面。
为了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我把全班人员进行了明确分工。搅拌组由身强力壮且干活麻利的杨贤文、邱难僧、郑宝登、杨廷怀4人组成；供料组由张金祥、纳小毛、毛宣纯3人组成；渠道混凝土夯实组由沈阿山、杨海清、赵海友和我4人组成。我兼管安全与质量。由于我们全班齐心协力，浇铸混凝土的速度一天天提高，由日进尺40米，达到了80米。
首段渠道混凝土浇注工作至7月中旬圆满完成，我们班获得了连队劳动竞赛“流动红旗优胜班”的光荣称号。
咽喉地段险象生
为加快施工进度，向国庆11周年献礼，上级把我们连一分为二，一半人马留在原工地继续施工，另一半人马沿水渠前进10余公里，到二号隧道安营扎寨。
在施工中，碰上沟深在三四米以上的地段，用铁锹往上甩土非常费劲。甩上去一铲掉下来一大半，施工进度明显减慢了。这时，兄弟连队为我们调来一台“共青团员”牌吊土机。名为吊土机，其实是用一根绳子和长木杆支撑在一个木架上，木杆顶端装有一个圆滑轮，穿上一根绳子拴在木架底座手摇滚筒上，每次可绞动五十公斤左右的土方。这个土工具在那时真可谓雪中送炭，省了不少人力！
一天下午黄昏时分，正当我们把装满土的木斗吊到半空时，绳索突然断了，装满土的木斗恰好砸在杨海清身上，当场将他砸倒在地不省人事。这时，沈阿山扛着一块制作预制板的长木板跑了过来，他快速地下到沟里，在众人的帮助下，将杨海清背了上来，立即将他送往矿区职工医院抢救。杨海清虽然死里逃生，但还是落下了残疾。
由于当时大家对挖土方、放炮没有经验，修建百―克水渠时，一共牺牲了11名同志。
二号隧道工程是百―克水渠首段工程的咽喉部分，经过我们两个多月的苦战，终于在1960年8月底胜利竣工。为“十一”通水至白碱滩创造了条件。
戈壁小咬逞凶狂
7月的戈壁骄阳似火。我们的嘴都干裂出一道道血口子，脸上也因为汗和碱灰的侵蚀一层一层地掉皮。
最难以忍受的是这个季节苍蝇成堆成群，小咬密密麻麻。到了黑夜，“翁翁”鸣叫的蚊子，叮得人不能入睡。最可恨的是那些可恶的、无孔不入的小咬，折磨得人简直难以忍受。为了抢速度，防叮咬，我们只得用汗衫、背心将整个头包起来干活。
一个帐篷里住十几个人，卫生条件很差。这时，连队拉来了我们早就想吃的甜瓜。因为这是我们在新疆过的第一个夏天，大家都没有经验，吃甜瓜充饥，再加上喝浑浊的生水，我们全班有一半以上的人都闹肚子，后来有些人还拉痢疾。当时，因为没有特效的药医治，我们就硬拖着，许多人越拖越严重。
记得毛宣纯一天拉了20多次，腿也软了，在帐蓬里哭着对我说：“班长，我可能活不成了，恐怕再也见不到家里的亲人啦！”。
开始时，大家还可以走到帐蓬后边的小山包背后去“方便”。到后来，连去小山包的力气也没有了，只好拿个铁锹头，铲上土，在自己的床前就地解决问题。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除了发高烧实在不能上工的，多数人硬是带病出工，表现出顽强的革命意志。
帐篷换成土坯房
克拉玛依的春、秋两季是风季，刮10级大风司空见惯。
1960年10月下旬的一天夜里，突然刮起了10级以上的大风。戈壁滩上飞沙走石，我们的帐篷被吹得东倒西歪，最终抵不过狂风而倾斜着倒下了，我们在狂风中冻得瑟瑟发抖。
熬到天亮后，风停了。我们爬出压在身上的帐篷一看，四周一片狼籍。按照指挥部的决定，我们连在当天下午搬迁到了两公里外的百口泉钻井基地，我们住进了土坯房。
土坯房比起帐篷好多了。同志们诙谐地说：“真得感谢老天爷刮的这场大风，要不，我们怎么住得上土坯房呢？”
那阵子，正值三年困难时期，饥饿威胁着我们。我们每月的粮食定量是45市斤，每人每天9个馍馍。可是，馍馍却越来越小，我们往往一顿就可以把一天的定量吃光。这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每天玩命地干十几个钟头，体力消耗太大；二是当时的副食品少得可怜，更别说肉食了，肚子里没有油水，就吃得多；另一个原因是食堂的管理员竟是一个贪污大家口粮和钱物的蛀虫！这是在后来上级派来工作组，经过认真核查后才查出来的。当然，这个蛀虫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没东西吃咋办？大家就睁着发绿的眼睛想起了办法。戈壁滩上能吃的东西几乎全进了大家的肚子，最后，灰灰菜也成了大家捕猎的目标，很多人都提着桶或篮子到戈壁滩拔灰灰菜。晚上睡觉前偷偷煮一大锅，一包酱油精一撒，狼吞虎咽地吃个饱，然后倒头就睡。
有个小伙子晚上做了个梦，梦到树上结的都是馍馍，他一看高兴坏了，找了根棍子就开始打馍馍。馍馍打下来了，可是一头牛却跑来和他抢着吃，他又捡起棍子赶牛。就这样折腾了一晚上，早上醒来还是很高兴，逢人便说，昨天晚上他打了个牙祭，吃了顿饱饭……
吃馍馍“放卫星”
1960年9月20日，我们全连同志分乘8辆大卡车，前往白碱滩参加百―克水渠首段通水白碱滩的祝捷大会。在一片锣鼓声和欢呼声中，清清的百口泉地下水“哗哗”流过我们双手修建的水渠，我们热泪盈眶。祝捷大会上，我光荣地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名字还上了当时《新疆石油报》的“光荣榜”。
首段水渠通水祝捷大会以后，我们又承担了32口水源井的集水渠道连接、主干渠加盖水泥盖板和回填土等收尾任务。收尾工作与前段工程相比，舒服多了。加上处理了食堂管理员贪污案后，我们的生活也改善了许多。
12月上旬的一天，外面下着鹅毛大雪，我们无法出工。杨贤文与邱难僧两人提议说：“有好几个月没有吃顿饱饭了，今天不出工，咱们把几天来省下的馍馍都买回来，好好吃个够，看看谁的肚子装的馍馍多！”我也参加了这一比赛。中午开饭时，我们各自都将馍馍买了回来，进行了一场令我终生难忘的比赛。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感到馍馍特别好吃，就狼吞虎咽，几口就将一个馍馍吞下了肚，但吃到后面，速度就明显地减慢了。我吃到第五个的时候，就觉得饱了。后来，又硬撑下两个就再也吃不下去了。比赛结果是我7个，杨贤文11个，邱难僧9个。
刚吃下去后胃不觉得胀，一喝水胃就胀得难以忍受了。我们3个人坐立不安，急得在房子四周直转圈，一直闹腾到夜里才“转危为安”。
第二天，指导员听说这件事后，把我叫到连部，狠狠地训斥了一顿，他说我带着全班人吃馍馍“放卫星”。弄得全连都知道了这一“新闻”。
我们的收尾工作一直到1960年12月26日才结束，百―克水渠会战终于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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