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和1955年12月在上海参军，1960年3月转业到新疆石油管理局第三钻井处当工人，1960年12月提干，1966年3月到机关当武装干事、部长，直到1993年9月退休。回忆起百―――克水渠会战，他说―――

戈壁滩上扎营盘

　　1960年3月21日上午，我和一批战友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与部队首长洒泪握别，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保卫多年的大上海，蹬上了奔赴祖国大西北的列车。经过一个星期的颠簸，于3月25日到达新中国第一个大油田―――克拉玛依。

　　3月27日，我与战友被分到乌尔河第三钻井处，参加百―――克水渠会战。

　　第二天，我们扛着行装来到了由四百多人组成的百―――克水渠会战第一驻地。我与杨贤文、邱难僧、赵海友、张金祥、杨海清、沈阿山、郑宝登、杨廷怀、纳小毛、孟发利、曾妙秀12人组成了一连二班，我任班长。当天下午，连里就给我们发放了铁锹和镐头。任务是开挖首段水渠的土石方、主渠道混凝土浇注和集水渠道的开挖与混凝土的浇注。

　　我们连队就近安营扎寨。四百多人居住的数十顶帐篷在茫茫戈壁上组成了一个庞大的方阵，很是壮观，使人联想到古战场军营的雄姿。我们这些在大上海住高楼大厦的战士，一下子要在戈壁帐篷之中就寝，反差之大不言而喻。

　　在主干渠上挖土方，我们每人每天的定额任务为6立方米。虽然我们都是年轻力壮的棒小伙儿，却都是来自警卫部队，常年执行的是看押犯人、守卫工厂和要害目标的任务，缺乏锻炼，如今一天从早到晚干挥锹甩土这活儿，对我们来说实在太“残酷”啦，常常工作一天下来，浑身像散了架似的，两只手打满了血泡，疼痛异常，吃饭时连筷子都抓不住。另外，生活也不习惯，天天啃干馒头，没有米饭吃，也没有蔬菜。

　　双重困难摆在我们面前，个别同志思想波动很大，有人发牢骚：早知是这样，打死也不来这个鬼地方受罪。

　　为了加强我们二班的领导，连里专门给我们调来了一名大学生任生产班长。我改任政治班长，协助他做好全班的思想政治工作。由于班长不是党员，支部的工作就义不容辞地落在了我这个党员的头上。

　　新班长叫任崇基，是北京石油学院毕业的上海籍小伙子。我们俩在工作中配合得很默契。技术上的活儿由他负责，到连部开会由我参加。他曾十分动情地对我说：“我刚出校门，实际经验太少。以后我俩要相互帮助，共同把班里的工作搞好。你是浙江人，又在上海当过兵，我们算半个老乡呦.......”

洪期抢修过河道

　　仿佛是在一夜间，我们发现戈壁滩上的簇簇红柳和梭梭柴吐出了嫩芽，开始泛绿。啊！春天来了。

　　每年4月中下旬，是山洪爆发的季节。经洪水冲刷，戈壁滩上形成了一条季节性河床。这是百―――克水渠必经之地。因此，一定要赶到洪期前边，抢修完过河道。

　　我们一连担负的过河道工程进入决战阶段。为了抢时间，我们在一片乱石滩上支起了帐篷。参战者们夜以继日地挖沟挑土，白天热气腾腾，夜晚挑灯夜战，一派繁忙景象。

　　一个地段的土质特别坚硬，一镐头挖下去只见一个白点，震得人手生痛。这还不说，有的地段还有地下水，严重影响了施工进度。连部成立了由13名共青团员组成的攻坚班。班长孟发利手举红旗，带领全班人宣誓，要保证完成任务。在10天的时间里，攻坚班的队员们吃睡在渠上，用镐头挖开一块块坚硬的石头，又一块一块甩上沟去。终于，我们赶在洪期之前完成了任务，保证了过河道工程如期竣工。

　　艰难的过河道施工工程完成之后，我们又接受了浇注混凝土的任务。这是一项综合性的技术活，从沙子、石子和水泥的配料比例到加水搅拌，然后将搅拌好的混凝土倒入渠道模板内揭实，要求等混凝土凝固后，将模板拆下，壁面上不能出现蜂窝麻面。否则，质量上就过不了关。

　　为了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我将全班人员进行了明确分工。搅拌组由身强力壮且干活麻利的杨贤文、邱难憎、郑宝登、杨廷怀4人组成；供料组由张金祥、纳小毛、毛宣纯3人组成；渠道混凝土揭实组由沈阿山、杨海清、赵海友和我4人组成。我兼管安全与质量。由于我们全班齐心协力，浇注混凝土由日进尺40米，最后达到了日进尺80米。

　　首段渠道混凝土浇注工作至7月中旬圆满完成并获得连队劳动竞赛“流动红旗优胜班”的光荣称号。

咽喉地段险象生

　　为加快施工进度，向国庆11周年献礼，上级把我们连一分为二，一半人马留在原工地继续施工，另一半人员沿水渠前进10余公里，到二号隧道安营扎寨。二号隧道是兄弟连队挖凿的，因去接受新的任务，余下的工程由我们接替。

　　在施工中，碰上沟深在三四米以上的地段，用铁锹往上甩土非常费劲。甩上去一铲掉下来一大半，施工进度明显减慢了。兄弟连队为我们调来一台“共青团员”牌吊土机。名为吊土机，其实是用一根绳子和长木杆支撑在一个木架上，木杆顶端装有一个圆滑轮，穿上一根绳子拴在木架底座手摇滚筒上，每次可绞动五十公斤左右的土方。这个土工具在那时真可谓雪中送炭，省了不少人力！

　　一天下午黄昏时分，正当我们把装满土的木斗吊到半空时，绳索突然断了，装满土的木斗恰好砸在正低头装第二斗的杨海清身上，当场将他砸倒在地不省人事，情况十分危险。这时，沈阿山扛着一块制作预制板的钉有横挡的长木板跑了过来，他快速地下到沟里，在众人的帮助下，将杨海清背了上来，立即将他送往矿区职工医院进行抢救。杨海清虽然死里逃生，但还是落下了残疾。

　　二号隧道工程是百―――克水渠首段工程的咽喉部分，经过我们两个多月的苦战，终于在1960年8月底胜利竣工。为“十一”通水至白碱滩创造了条件。

戈壁小咬逞凶狂

　　7月的戈壁骄阳似火。白天苍蝇成群，小咬密密麻麻。到了黑夜，“翁翁”鸣叫的蚊子咬得人周身都是包，最可恨的是那些可恶的、无孔不入的小咬，折磨得人简直难以忍受。为了抢速度，防叮咬，我们只得用汗衫、背心将整个头包起来干活。在渺无人烟的戈壁上工作，困难重重，就连“方便一下”也成了令人伤透脑筋的事。因为早晨和晚上都是蚊子、小咬对人发动进攻最猛烈的时候。我们只好拾来柴草，在上风方向点上一堆火，用浓烟驱赶这些可恶的生灵。而自己也被熏得眼泪汪汪。从部队转业来克时，我们都没有带蚊帐，整夜被蚊子、苍蝇叮得不能入睡。

　　一个帐篷里住十几个人，卫生条件很差。这时，连队拉来了我们早就想吃的甜瓜。在新疆过第一个夏天，没有经验，吃甜瓜充饥，再加上喝浑浊的生水，我们全班有一半以上的人都闹肚子，后来有些人还拉痢疾。当时，又无有效的药医治，我们就硬拖着，许多人越拖越严重。

　　记得毛宣纯一天拉了20多次，腿也软了，在帐蓬里哭着对我说：“班长，我可能活不成了，恐怕再也见不到家里的亲人啦！”。

　　杨贤文本来眼睛就大，拉了几天痢疾后，深陷的两眼就更大了，像两只小灯泡似的。开始时，他们还可以走到帐蓬后边的小山包背后去“方便”。到后来，连去小山包的力气也没有了，只好拿个铁锹头，铲上土，在自己的床前就拉了起来。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除了发高烧实在不能上工的，多数人硬是带病出工，表现出顽强的革命意志。

帐篷换成土坯房

　　克拉玛依的春、夏两季是风季，刮近10级的大风司空见惯。

　　1960年10月下旬的一天夜里，突然刮起了10级以上的大风。戈壁滩上飞沙走石，我们的帐篷被吹得东倒西歪，最终抵不过狂风而倾斜着倒下了，我们在狂风中冻得瑟瑟发抖。

　　熬到天亮后，风停了。我们爬出压在身上的帐篷一看，一片狼籍。一些同志的帆布箱子被刮到了百米之外。按照指挥部的决定，我连全部于当天下午搬迁到了两公里外的百口泉钻井基地，我们住进了土坯房。

　　土坯房比起帐篷好多了。同志们诙谐地说：“真得感谢老天爷刮的这场大风喽，要不，我们怎么住得上土坯房呢？”

　　那阵子，正值三年困难时期，饥饿威胁着我们。我们每月的粮食定量是45市斤，每人每天9个馍馍。可是，馍馍却越来越小，一顿就可把一天的定量吃光。这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每天玩命地干十几个钟头，体力消耗太大；二是当时的副食品少的可怜，更别说肉食了，肚子里没有油水；另一个原因是食堂的管理员竟是一个贪污大家口粮和钱物的蛀虫！这是在10月份上级派来工作组，经过认真核查后才查出来的。当然，这个蛀虫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吃馍馍“放卫星”

　　二号隧道工程结束后，9月上旬，我们搬回了连部驻地。人员又合二为一了。

　　1960年9月20日，我们全连同志分乘8辆大卡车，前往白碱滩参加百―――克水渠首段通水白碱滩的祝捷大会。在一片锣鼓声和欢呼声中，清清的百口泉地下水“哗哗”流过我们双手修建的水渠，我们热泪盈眶。祝捷大会上，我光荣地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名字还上了当时《新疆石油报》的“光荣榜”。

　　首段水渠通水祝捷大会以后，我们又承担了32口水源井的集水渠道连接、主干渠加盖水泥盖板和回填土等收尾任务。收尾工作与前段工程相比，舒服多了。加之处理了食堂管理员贪污案后，生活也改善了许多。

　　12月上旬的一天，外面下着鹅毛大雪，我们无法出工。杨贤文与邱难僧两人提议说：“有好几个月没有吃顿饱饭了，今天不出工，咱们把自己几天来省下的馍馍都买回来，好好吃个够，看看谁的肚子装得馍馍多！”我也参加了这一比赛。中午开饭时，我们各自都将馍馍买了回来，进行了一场令我终生难忘的比赛。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感到特别的好吃，狼吞虎咽，几口就将一个馍馍吞下了肚，但吃到后面，速度就明显的减慢了。我吃到第5个的时候，就觉得饱了。后来，又硬撑下两个就再也吃不下去了。比赛结果是我7个，杨贤文11个，邱难僧9个。

　　刚吃下去后胃不觉得胀，但一喝水后胃就胀得难以忍受了。我们3个人坐立不安，急得在房子四周直转圈，一直闹腾到夜里才“转危为安”。

　　第二天，指导员听说这件事后，把我叫到连部，狠狠地训斥了一顿，他说我带着全班人吃馍馍“放卫星”。弄得全连都知道了这一“新闻”。

　　我们的收尾工作一直到1960年12月26日才结束，参与百―――克水渠会战终于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