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 名：马依彤 　　单 位：新疆医科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心脏中心 　　职 务：主任

　　自治区媒体称我是“新疆培养并留在新疆工作的第一个博士”，其实报道还应该有一句：他是克拉玛依第一代石油人的儿子。不知怎么就省了这句。

　　这么多年，我也一直认为我的事业在新疆。我想，这与父亲的影响和我成长的环境有关。

　　克拉玛依是新中国诞生的第一座石油新城，我算是它的第二代人吧，父亲给我取名马依彤，寓意就是“克拉玛依红彤彤”。　　

　　农场接受再教育　　

　　我的父亲马志濂1958年从朝鲜转业来克拉玛依，算是克拉玛依第一代石油人吧，把他精湛的医术和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克拉玛依，历任克拉玛依卫生学校校长、职工总医院院长。

　　我生于1961年，上学时正赶上文革，到处抓革命促生产，白天上班，晚上政治学习，父母亲都很忙，我和姐姐很小就学会了做饭、干家务。排队买冻豆腐、买白菜、挑水、换面条几乎是我们的日常活。我小学三年级切土豆丝已经很老练了，那时放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冲进厨房做饭。

　　但就是在这样忙碌的工作和浓烈的政治氛围中，父亲依然非常重视我们姐弟的学习。

　　我家可以称为医学世家。我的爷爷早年上美国人的教会学校学习西医，后来在浙江德清县县城开了一家私人诊所，在当地很有名望。

　　爷爷是个很有远见的人，将自己的子女纷纷送出去上学，父亲的兄弟姐妹多数都上了有名的大学，父亲起初上的是上海圣约翰大学，在那里学了3年预科，后又转学到江苏医学院。圣约翰大学的医学教材都是原版的英文教材，所以，父亲的英语功底相当深厚。

　　文革期间，父亲抽空还看一看英文版的《毛泽东选集》。他晚上在病房值夜班时，就把我和姐姐带到值班室，给我们教英语。他还常在饭桌上考我们英语单词。我挺佩服父亲那时就认识到了英语对未来发展的重要性。正是因为父亲在我少年时期对我英语的启蒙和教育，我打下了牢固的英语基础。

　　1973年我小学毕业。当时，克拉玛依改春季招生为秋季招生，所有学生均采取升册不升级的办法再在原来的年级读半年，这就意味着我小学五年级还要再上半年才能升初中。

　　父亲不想让我们耽误半年时间，便将我和姐姐送到安徽当涂县去上中学，直到高一上学期。由于文革期间取消了高考，都兴推荐工农兵上大学，所以没上完高一，我1976年回到克拉玛依，到农场接受再教育。

　　到农场接受再教育期间，我也没有间断过学习。那时在田里工作一天很累，晚上同宿舍的人都在玩，我则看书、做题，别人很不理解，说我：“看那么多书有啥用？书呆子。”但是父亲却总是鼓励我多学习，他还找来一中的丁明华老师、毕业于西安交大的设计院余院长分别给我辅导数学和物理。

　　1978年春天，我的人生面临两个选择：一个是招工到科研大队，当时招工表都填了，体检也做了；另一个是回炉继续上高中。当时我17岁，自己选择上高中。　　

　　祖国需要我回去　　

　　1978年3月，我插班到一中高一年级，当时已经是第二学期了，好在我在安徽已经上了一学期高一的课程，克拉玛依1978年没有应届高中毕业生，高一年级学生可以和社会青年一样自愿参加高考。我当年参加了1978年的高考，一中参加高考的有20人，就我一个人被大学录取。

　　受医学世家的熏陶，我对医学兴趣浓厚，报的重点大学、普通大学都是医学院，最后被新疆医学院录取。

　　那时刚恢复高考，同学的年龄都比较大，有的比我大10岁，一些同学已经结婚了，我当时才17岁，在男生中是最小的。

　　“四人帮”横行十年，造成人才断层，一切百废待兴，我们的老师治学很严，所有的病历都要求我们背下来，我几乎每天都是宿舍——教室——食堂三点一线式的生活，偶尔看场电影都觉得很奢侈。5年下来，我的学习成绩在78级医学系160多人中排名前15名。

　　1983年，我大学毕业，因成绩优异留校，在新疆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既当医生又当老师。1987年，我考上了母校心血管内科的硕士研究生，1990年毕业。

　　心血管内科是当时新疆医学院唯一可以招博士的专业，同年，我又考上了该专业的博士。新疆医学院跟日本大学有协议，共同培养博士研究生。

　　1992年，我被派到大连外国语学院学习日语，1994年初，到东京的日本大学医学部去完成博士论文。

　　我的日方导师是世界著名心血管专家小泽友纪雄，他的心电学诊断技术水平是世界一流的。我的好学与聪慧博得了导师和同事的赞赏。小泽友纪雄教授曾多次表示希望我能留在日本继续学习和工作。我自己清楚，祖国的西北更需要我把先进的医疗技术带回去。

　　在日本留学期间，我遇上了轰动一时的“沙林毒气事件”。那天，我乘地铁去办理护照延长手续，没想到就在我坐的那节车厢里，“奥姆真理教”的人投放了毒气。　　

　　第一位留疆博士　　

　　我从地铁里出来后，感觉天是黑的，眼睛看不清东西。当天在病房查房时，才从病人床头放着的电视里知道了此事，中毒人员症状与自己一样，才知道自己也中毒了。住了两天院，视觉等一切才恢复了正常。

　　1996年，掌握了国际一流的心脏介入治疗技术，完成了博士论文，我回到母校——新疆医科大学。这时，北京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国内著名的心内科专家、北京医科大学教授胡大一热情邀请我去读他的博士后。跟着胡教授在北京发展，前途一定不坏。考虑再三，我还是谢绝了胡教授的美意。

　　后来，深圳北京医科大学分院的院长也高薪邀请我去深圳特区，我也谢绝了。

　　我一直认为是新疆培养了我，我没有理由、没有借口离开，也下不了离开的决心。好像骨子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我割舍不了。我总想尽自己所能，让新疆的心血管疾病患者不出新疆就能享受到国内一流的技术服务。

　　自治区成立50周年时，在众多的新疆第一里，我被称为新疆培养又留在新疆工作的第一个博士。

　　医学是个实践科学，什么样的情况都可能出现，这不光是高级脑力劳动，还需要有勇于承担责任的勇气。

　　1993年，在我还在不脱产上博士期间，一位怀孕9个月的维吾尔族少妇来第一附属医院就诊。她身患二尖瓣狭窄合并脊柱畸形。严重心脏病人不能怀孩子，因为生孩子会使心脏负担加重，产妇有生命危险。当时这个患者根本不能躺下，气短非常厉害，日日夜夜只能坐着大口喘气。如果不及早进行手术，生产时会导致心肺功能衰竭，母子平安的可能性很小。

　　经研究，我决定对她进行二尖瓣球囊扩张术。妇女怀孩子后，生理解剖结构均发生了变化，全国还没有过类似的先例，风险之大可想而知。一个小时后，手术获得成功，第二天，产妇就被推到妇产科顺利分娩。这位维吾尔族少妇和家人感激地说我是他们的“胡大”。　　

　　多项空白被填补　　

　　这例手术为全国第一例，我根据此例手术写的论文发表在《中国介入心脏病学》杂志上。

　　2005年，一位哈萨克族小伙子患了急性广泛前壁心肌梗塞，通常情况下，医院会对心梗病人采取介入治疗，撑开堵塞的血管，但是坏死的心肌细胞往往不能得到有效恢复。

　　我从最新的医学研究成果上了解到，被称为“种子细胞”的干细胞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分化为各种功能细胞，将“种子细胞”种植在心肌梗死部位，可以促进新生血管的生成，改善心功能。

　　我大胆制定了救治方案，在对患者进行了介入疗法之后，实行了干细胞移植手术。术后效果很好，开创了新疆医学史上干细胞移植治疗心肌梗死的先例。

　　这些年来，我不断探索，还完成了西北地区首例、全国第二例双腔起搏除颤器的安装高难技术，主持开展了冠心病患者的PTCA和支架植入技术，在新疆成功开展了首例肥厚梗阻型心肌病的化学消融治疗，在心血管疾病治疗上填补了自治区的多项空白。　　

　　我是克拉玛依人　　

　　从医以来，我发表了近百篇学术论文，2002年被评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

　　我1999年开始带研究生，已培养出10余名研究生。

　　我带学生的格言是“做人做事做学问；用心用脑用双手”。对于学业优秀的学生，我对他们人品的要求更高，得知个别人不积极参加科室的公益性活动，我批评得他们痛哭流涕。但是对于他们的业务指导我会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现在，我的博士研究生也被我派到当年我留学的日本大学医学部学习。其中有一位是克拉玛依的子弟，叫付真彦，她南京医科大学毕业，在克拉玛依职工总医院工作了几年后，考上了我的硕士研究生，表现很优秀，留校，当年又考上了我的博士研究生，2006年到日本学习，去年底回国。她在日本留学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已写了6篇外文论文，3篇已发表在“SCI”国际认可的高水平杂志上，还多次在日本的学术大会上作报告。

　　5年来，我用感情留人、事业留人，我所在的心血管内科被国内专家称为最优秀的团队之一，去年我们还被自治区教委评为优秀创新团队。

　　我是克拉玛依第二代人，血管里奔涌着克拉玛依的情愫，从医这么多年来，无论对于克拉玛依几家医院的发展，还是碰到克拉玛依人来就医，我都会尽自己所能为他们做点事。

　　近5年来，我每年至少到克拉玛依作一次讲座，中心医院、人民医院、白碱滩医院都去过，不光作讲座，还抽空查房、会诊病人，通过一些病例研讨会，指导克拉玛依的医院在心血管疾病的治疗上更接近国际水平。

　　2003年秋的一天，克拉玛依一位离退休老干部发生了脑溢血，不能搬动。求救电话打过来时，医生们已经下班了，一般这种情况，往往会等到第二天上班。我动用个人关系，将新疆医学院神经内科主任、ICU病房主任请来，和我一起连夜赶往克拉玛依。　　

　　三代行医成佳话　　

　　由于路不太好走，凌晨1时，我们才到克拉玛依。顾不上吃饭，我们就到病房检查病人病情，听主治大夫汇报治疗方案，随后进行了克拉玛依历史上最高级别的专家会诊，拿出了一个稳妥的治疗方案。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又去病房看望病人，因为还要上班，所以我们又坐车回到乌鲁木齐，那天几乎没睡什么觉。

　　克拉玛依一些不认识的人来找我看病，我都会帮着安排；甚至要在第一附属医院住院治疗或请专家，我也会帮忙。有些人出院后给我送来红包，我都一一谢绝：“都是父老乡亲，别这样。”

　　父亲是爷爷的长子，我是父亲的长子，祖孙三代行医成为一段佳话，但佳话也留有遗憾。

　　1996年，我从日本读完博士回国后，顺道去老家城关镇看爷爷，爷爷已经97岁了，听说我成医学博士了，高兴得睡不着觉，非要叫我坐在他床前跟他聊天，我陪他聊了大半夜。

　　第二天，我要赶回新疆，临出家门时，见爷爷拄着根拐杖，坐在门前，挡住门，不让我走。我问他要我做什么，他不说。我哪能猜出爷爷的心思，就这么和爷爷僵持着，最后，时间来不及了，我只得从后门走了。

　　再见爷爷时，是在他的葬礼上。一位叔叔告诉我，他们后来琢磨出当初爷爷为什么不让我走的原因：爷爷想让我用手推车推着他到镇上走一圈，让镇上的人都知道，马家出医学博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