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家里田地比较多，父母是壮劳力，我和两个弟弟是小劳力。我作为长子，还要冲锋在前。若是有半分犹豫，是一定会被父母骂的。

　　每年的端午节和中秋节前后，是家里最忙的时候。我常常随着父母到田里割麦子、掰棒子。

　　我模仿父母挥舞着镰刀，向着一眼望不到边的麦田割去，可我如何努力，也赶不上父亲的割麦速度。母亲的速度慢一些，但是仍然快我很多。

　　我暗中和他们较劲，可终究赶不上他们。我只好量力而行，老老实实地跟在他们后面，不逞能，也不偷懒。

　　割完麦子后，把麦子绑成一捆一捆的，用排子车拉回去。捆麦子也是一件苦差使。三伏天非常热，穿的衣服极少，抱麦子时常被麦穗扎得胳膊和肚皮痛。

　　拉着麦子回家的路上也有危险，捆麦子的绳子松了，麦子散落下来，重新捆，再装上去，很让人恼火。

　　掰棒子同样辛苦。一碧万顷的玉米地，在我的眼中没有丝毫美感，也感受不到丰收的喜悦。走进密不透风的玉米林，茂盛的枝叶就像挡在我面前的根根石柱，走起来步履维艰。几圈下来，脸上、胳膊上、腿上，就被玉米叶蛰得伤痕累累。

　　掰棒子的炎热和“刺骨”我尚可忍受，却很怕运秸秆回家。因为玉米秸秆比麦子要光滑，很容易“溜车”。有一次拉秸秆回家，我坐在车后座上，哼着欢快的歌曲，心里想：秸秆捆得如此结实，肯定不会出事。可走到半路，拖拉机在经过一道水沟时，车兜一歪，半车玉米秸顺势溜了下去。

　　父亲连忙停车，下来一瞧，车后轮已经深深地陷在了沟里。父亲再一次发动车，车却熄火了。父亲命我回家搬救兵——请伯父开车来，把我家的拖拉机拉出来。我很生气，不想去。父亲更生气，骂了我一通。我心怀不满地往回走：天色这么晚了，还要折腾，老天真是不开眼。回家的路那么远，我已经筋疲力尽了，还要步行回家。这么晚了，还要麻烦别人，人家怎么愿意？当然，伯父还是开车把我们家的拖拉机拉了出来，到家已经很晚了。

　　劳动虽然很辛苦，却也不乏乐趣。记得那时候和父母一起收庄稼，父亲常常边劳动边给我们三兄弟讲故事，当时管讲故事叫“拉管”，父亲常用“拉管”作为激励我们劳动的手段。每次我们面呈倦怠之色时，父亲就笑着说：“快干，快干，我给你们拉一段管。”我们一听马上精神抖擞，卖力地干起活来。

　　当时父亲讲得最多的是《三国》，那一串串熟悉的名字，父亲如数家珍。他们的精彩故事，父亲每次讲起来都绘声绘色，我们三兄弟也听得如痴如醉。诸葛亮、赵云等英雄人物的形象就是那个时候在我的心中生根发芽的。

　　种花生的活，我也每年干，其过程早已了然于胸：拖拉机耕地，人手点种，人脚埋土，耙子平地，道道工序，一样都不敢马虎，否则花生就“胎死腹中”了。

　　但我并不关心种地的技术，只期盼收获时和朋友们一块劳动的快乐。有一次种花生，堂弟和好友国强、红立都来帮忙，我们在劳动的间歇，跑道山沟里去玩。记得当时我曾指着一块巨大的石头说：“等我长大了，我一定要翻开这石头看看，说不定下面埋着什么好东西。”说着脑子里浮现出一幅壮丽的画面：石头下呈现出一座埋着宝藏的洞窟……

　　点玉米种类似于种花生。有时土地很硬，父亲用镢头刨出一个个小坑，我在后面往坑里点种子。有时父亲干得累了，我就接过父亲的镢头，使劲刨起来，几镢头下去，手上便泛起一个个血泡，血泡若被硌破了，疼痛难忍。但我还是坚持着，时间长了，我的手上也像父亲一样起了茧，干起活来手也不怕硌了

　　直到现在，我仍记得外公教我如何施肥，记得父亲表扬我捡花生最踏实。我还记得，夏天的正午，我到滚烫的房顶上搂匀晾晒的新麦，青铜肤色映出稚嫩的脸庞；秋天的傍晚，我帮父母将褪了皮的棒子一篮篮地拽上房顶，一身汗水化作满天的星斗；冬天静谧的夜晚，温暖的灯光下，我和父母听着电视里的新闻，手中剥着花生、搓着棒子、抠着棉花桃里的残絮......

　　这一个个片断全部化作今天我记忆里最温馨最快乐的镜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