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的汽车大王福特强调，工资担负着工人在车间之外的全部负担，以及年老后他不能劳动时的生活。同时他也是一个有家庭的人，他必须凭他挣的钱把孩子们培养成才。让孩子们有衣可穿、有房可住，让他们受到教育，给他们生活的各种小享受。 福特是个资本家，他这样说，当然也是从自己利益出发的。而在当今中国，很多企业家的眼光还和福特差得很远。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一篇文章曾这样写道：在天津市郊一家工厂，女工某某趴在缝纫机上，一针一线地缝制靴子，她每天大约要缝制600双靴子，每缝制一双靴子，无论大码小码，还挣不到1美分。天津这家工厂工人的工资非常低，以至于该工厂所有人的薪水翻一番，美国商店货架上该厂生产的每双靴子的售价也只会从49.99美元上涨到51美元多一点。研究中国经济的英国专家詹姆斯·金奇曾估算说，中国工人的平均工资折算起来还没有英国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工人赚得多。 工资超低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恶性循环：尽管已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意识到需要通过学习来提高自身素质，掌握一门实用技术。然而低工资除了日常消费和养家糊口外没有什么剩余，根本没有能力参加学习，从而失去了许多技术培训和再教育机会。这一近2亿的庞大人群的教育荒将导致技工荒，而技工荒会导致企业难以实现技术升级，无力生产高端产品。只能凭借大量的廉价农民工继续生产劳动密集型低端产品，而国际市场上低端产品又严重过剩，企业只好大搞价格战和低价竞争，企业效益很低，更没钱提高农民工的工资。于是，形成了一种低工资、低教育、低档次、低价格、低效益的“五低”恶性循环。这不仅使农民工的生活水平很难提高，还使中国制造业在国际产业链低端徘徊，成了跨国公司的“打工仔”。 事实上，低工资是在透支中国的未来。中国的高速发展是以中国许多领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透支为代价的。农民工同样面临养老、医疗、失业、住房的问题。有人曾算过这样一笔账：如按每月1000元工资计算，每个农民工应获得20%、约200元保障资金，按2亿农民工计算，每年因此被透支的社会保障就为4800亿元。现在的农民工是50年后老龄化人口的主要人群之一，所以可以说我们透支了50年。 尽管一些地区开始提高农民工的最低工资标准，但提高幅度仍不大。大幅度提高农民工最低工资标准势在必行。只有这样，才能逐步改变“五低”恶性循环的状况。 （12月10日《环球时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