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我工作了。上班的第二年，我在一家国家级刊物上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那时感觉人生最大的幸福莫过于此。

    2004年，我当了记者。有时，辛辛苦苦写出的稿子因为一些原因无法见报，但我从不耿耿于怀，因为发表文章对此时的我来说，已不再是什么新鲜事。

    但唯独有一篇没有及时见报的稿子时常会让我在深夜里想起，让我警醒。

    今年6月，领导给我安排了一篇人物专访：40年前，一批半工半读学生从四川来到克拉玛依参加石油会战，今年是他们赴克40周年纪念，报社要为他们出专版。我负责采访采油三厂副厂长张新民。

    领导嘱咐我，要抓生动的细节，突出人物特点，写出他人生的闪光点。

    对人物采访，我有一定经验，于是没有做过多的准备。

    见到张新民时，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从最初克75井的管理到现在的工作，张新民侃侃而谈，当讲到他16岁刚进疆，连饭都吃不饱的苦日子时，他哭了。那一刻，我很感动。

    当晚，根据采访内容我赶写了稿子，张新民审完稿后便出差了。

    6月12日，报社用两个版登出了有关四川半工半读学生的纪念特刊，但我的稿子却没有发。后来，领导打电话告诉我，我的稿子写得不好，没有写出人物的特点，让我重新采访后再写。

    重新采访？可张新民已经出差了。

    虽然后来我又仔细修改了那篇稿子，将它发在了《新疆石油报》的《石油人生》专刊上，张新民本人也看到了文章，但却无法弥补我心中的遗憾，更无法抵消我的痛苦和自责。

    对我来说，这一次稿子被打回来重写的经历非同寻常，因为，作为记者，不能因自己的疏忽和错误使同是读者的被采访者感到任何遗憾。

    有些事如果很严重，那么最大的改正一定是永不重复。所以，这种文章不能发表的“痛苦”，我不愿意再经历第二次。

    （作者为本报企业新闻部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