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说说喜吧。

    一喜是1975年初从克拉玛依机械厂调进了石油报社。对于别人，也许这算不得什么喜。可对于我，一个家庭背景有问题，尤其是老爹还背着在中共地下党时期可能当过叛徒的嫌疑，这样的“黑五类”子弟，能进入党的机关报，能不算喜吗？

    二喜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是1984年被局市党委组织部任命为副总编的，当时，适逢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视察我们报社。他笑着夸我是自治区最年轻的副总编，当得知我还不是党员时，又鼓励我好好努力。几经周折，我从未间断过努力。终于，我了却了当时最大的心愿——入党。

    三喜是交了太多太多的朋友。到退休后，盘点盘点，还有三五知己。这一喜，将会让我喜到永远。

    接下来该说“怒”了，但说到怒就不能不提“哀”，因为理性的逻辑常常是因哀而怒、因怒而哀。我要说的怒与哀是指职业范畴的大怒大哀、大哀大怒。换句话说，就是“忧”与“思”、“思”与“行”。

    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石油局和克拉玛依市的改革开放形势远远落后于内地先进地区，尤其是石油局权力揽得过死，让基层失去了改革开放的活力。在忧与思、哀与怒中，我奋笔写了一篇报道，并配发了《下放权力势在必行》的评论员文章。报道和文章得到了谢志强书记的充分肯定和支持，他当着我的面，在局市党委常委会议上进行了宣讲。如果没有领导的开明和职业的载体，忧与思也好，哀与怒也罢，通通不能迸发出来。所以，是新闻工作的职业给了我这种迸发的痛快，是开明的局市党委给了我痛快后的思索。最后，再忆忆乐。

    乐与喜相通而不相同。我没有《说文解字》，但望文生义地端详一番，“喜”是士之口、众人之口，见形赋声于外；而简写的“乐”则与“禾”相近，种禾者得粮，藏粮丰而喜于心谓之“乐”。那么，我在报社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是反思，是反思得来的一个道理——性格决定命运。这个道理我明白得晚了一点，但“朝闻道夕死可矣”，不必遗憾。说出来给旁人听听，或许有点儿意思。

    （作者原为本报总编辑，现已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