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做记者的5年里，总想把事儿说得清；又过了3年，开始想把事儿说得像；再后来，便想让事儿在笔下透出一股精气神。寻寻觅觅地到了2002年，总算逮着了一个好机会。

    那年年底油田的原油年产量过了一千万吨大关，报社要出特刊。经我自荐，总编说，油田48年发展历程回顾这篇领头稿件，你写。我窃喜。虽然这1万字的东西写得再好，也没资格评奖，但能拿到这样至少10年等一回的大题材，不比得奖畅快？

    不知不觉间，截稿时间已溜得只剩半个月了。虽然采访完成了，但面对摞起来比我还高的年鉴、回忆录、各单位的厂史汇编，我心忧如焚。要看完，不可能。不看完，又咋写？一连两天如老僧入定般地枯坐到凌晨，仍彷徨无计。我这才明白，治史不易。不然，司马迁后何以难再有史学大家？

    平日里做新闻都是先知道写什么，再琢磨怎么写。而处理史料则相反。先贤到今人的史学方法如断代、编年、资料集、类书等形式，细想之下都有局限，很难套用，阿诺德·汤因比、黄仁宇、斯塔夫里阿诺斯从大历史或是从哲学、文化学、系统论等角度写史的方法很好，可那是对历史要融会贯通并掌握其他学科的知识后，才能驾驭得了的，我一才学浅薄的“老生”又怎敢不自量力？

    执著、敢拼的个性帮了我，我决定用大历史研究方法放手一试。我用一周的时间确立了大纲和大多数可用细节。但近50年的历史中空白点依然很多，资料中的许多说法早已不合时宜，这就使历史的脉络变得模糊起来。于是，我不拘泥于已有的结论，再融入自己的一家之言。文章见报后果然反响很好。而我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半个月里，我三次连熬两个通宵，而白天几乎照常工作。有一天夜里昏倒在了电脑旁，苏醒很久后都天旋地转，头痛欲裂。到稿子写完，我大把掉发，发际上移了两厘米。

    和过去一样，这次挑战让我提高了很多。不敢自讨苦吃的人，成不了好记者，更不可能成为大记者。

    所以，我一直努力着。

    （作者为本报副总编辑、“中国石油百优新闻工作者”称号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