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初，报社在独山子、采油二厂、准东都设了记者站。70年代至80年代，我有多半时间在驻站采访。

    1976年，新疆石油管理局在钻井处（今钻井公司）召开上万米钻井进尺祝捷大会，我用了90分钟时间，骑了28公里的自行车前去采访。

    1975年至1977年，独山子自力更生建设催化装置，这个装置共建了两年零五个月，我在那里驻站采访半年多。1977年底，装置正式开工投产。在投产庆典会上，《新疆石油报》发表了我采写的长篇通讯《自力更生的凯歌——记独山子炼油厂催化装置建设》和一些有关装置建成投产的消息。

    石油局和独山子领导对《新疆石油报》的及时报道非常满意，因为《新疆日报》、新疆人民广播电台这些媒体才刚开始采访，《新疆石油报》的通讯、消息已经见诸报端了。

    80年代至90年代，我开始采写纪行、纪实等体裁的通讯。采写这些通讯更要用脚板“跑路”了。

    那些年，为了反映输水泵站、基层采油队、输油站工人在戈壁荒漠里的生活，我采写了《白杨河纪行》、《准噶尔盆地西北缘纪行》、《西行记事》、《从死亡之海归来——塔里木纪行》等。为了采写这些纪行和纪实，我跑遍了新疆南北。在这些采访中，采访时间最长、范围最广的要属1981年7月1日至8月1日到南疆的采访。

    这次采访，我从北疆翻越天山，过塔里木河，露宿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并一直西行至泽普和昆仑山红旗拉甫口岸。采访过程中，我多次感到艰辛甚至恐惧。随行的实习女记者朱君，从“死亡之海”的沙漠腹地出来时，直接昏死、休克了。这次采访虽然是艰辛的，但我感到特别荣幸，因为我是第一个在塔克拉玛干沙漠采访并露宿沙漠的《新疆石油报》记者。

    这次采访的成果也颇为丰硕，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我行程8000余公里，采写了两篇长篇通讯和一条中国准备打第一口沙漠腹部井的消息，共计3万余宇。

    可以说，这些通讯的采写，不仅是我心血的结晶，更是我用脚“丈量”出来的。

    (作者原为本报记者部主任，1998年调到克拉玛依市、石油局驻成都办事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