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5月24日刚上班，突然接到老妈的电话：“你爸不行了，你赶紧来医院见最后一面。”

    我冲进病房时，老爸已经奄奄一息了，我上前抓住老爸的手，直到心电图机显示屏出现一条横线。

    我将老爸的遗体送到殡仪馆后，老妈问我：“你现在干什么？”我说：今天的图片还没处理，我要去办公室。

    从老爸去世到下葬，我没告诉报社任何人。所以老爸下葬还没有到头七，报社就派我跟徐卫喜市长去北京领国家环保模范城市的牌匾。老妈问：“你能不能跟领导说说，换个人去？”我摇摇头。

    我深知，这是一次高难度的采访，因为地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因为有国家领导人的参加，限制很多。

    困难远比我想像的大，进人民大会堂后，规定外地记者不准上主席台，说是为保障大会秩序和中央领导的安全。当徐市长走上领奖台转身面向国家领导人时，我不顾一切地冲上去，对准领奖场景，一口气摁了二十多下快门。这时，一位警卫走过来，低沉而严厉地呵斥到：“谁允许你上来拍照的？”

    回到记者席上，我一下子瘫软在座位上，同去的宣传部对外宣传室副主任余世庆对我说：“我看到你英勇的一幕了，你没有辜负我们的期望。”

    日复一日的紧张和劳累，我病倒了。我脑海不断闪现老爸的音容笑貌，想起老爸对我的支持。我上大学第一年，老爸送我一台他能买得起的最好的照相机，让我走上了摄影之路。可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日子里，我除了给钱外，还做过什么呢？

    在老爸百天忌日时，我再一次站到他的坟前，忍不住泪流满面。我说：老爸，我又来看你了，你一直教导我说，要热爱自己的工作，我做到这个份上，算不算已经尽力？

    为什么会这样做？

    美国原子弹之父在上世纪50年代初，受到麦卡锡主义的迫害，许多国家，包括他的祖国——德国都向他发出邀请，请他出国定居，助手劝他多次无效，忍不住问他为什么？他叹了一口气说：“没办法，我就爱这个该死的国家。”

    而我的回答是：没办法，我就爱这份职业。

    （作者现为本报摄影部主任，“中国石油百优新闻工作者”称号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