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我是不太喜欢写稿的。可是,两件事情改变了我的看法。
2000年3月,我市开展了是否实行午休一小时制的大争论,有人激将我写篇文章评说一番。于是,我试着写了一篇《别忘了人体生物钟》的言论,红着脸送到报社。没想到几天之后,这篇处女作还见报了。后来,我又写了几篇也见报了。那年,我一共发表了9篇言论。
同年11月的一天,我帮一名老同志邮寄养老金。当我从银行取出一万余元现金到邮局邮寄时,营业员说其中有一张百元假钞,并没收了,后来经多方协调无果。气愤之余,我写了一篇一千多字的稿件投到《新疆石油报》,但如石沉大海。我找到当时的副总编周逢武,说明此事,他问:“假钞出自谁?你和银行及邮局都有疑点,不好确定。”他又问:“你非要登出去的目的是什么?”我说:“可以促进社会文明与进步。”他笑了笑,让我先回去,说他们会慎重考虑此事。11月25日,《新疆石油报》以《这张假钞来自何方?》为题报道了这件事。那时,我才深深感受到了编辑的谨慎和睿智。
去年是克拉玛依油田勘探开发五十周年,我采写的《我见到了毛主席》、《建设油田苦为乐》两篇稿件,经过李新红编辑的精心修改后,见报了。今年,李少川编辑修改我写的《张耐出书记》一文也下了很大的功夫,把一篇拖泥带水的记叙文改成了一篇感人至深的美文。
最近,我的孩子在网上搜索时发现,在克拉玛依网上有我的10多篇文章,我感到了写稿的收获和快乐。这些收获中无一不凝聚着编辑们的辛勤劳动。
所以我想说:报社的编辑是可亲可敬的,你们永远是通讯员的良师益友!
【西区压裂退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