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比喻报纸是一个城市的名片，我倒认为报纸是一个城市的身份证，城市的品位和特质就在那字里画间。

    今年是新疆石油报社的五十华诞。作为曾在报社编外三年的驻站记者，我自认为对新疆石油报应该有一点话语权。

    虽然我对《新疆石油报》很有感情，但说实话，我最喜欢的还是现在这一代人编的这份创刊不到两年的《克拉玛依日报》。我总觉得过去那些老报纸像一个个素面朝天的童稚少年，只是朴拙得可爱。只有现在的《克拉玛依日报》才配得上我们这座亭亭玉立、婀娜多姿的城市，只有这张报纸才充满了热烈青春的时代气息。而且我认为她还会出落得越来越楚楚动人。

    我曾在新疆石油报社工作过，如果那时有现在的网络搜索，我会搜出很多我的名条，帮我回溯那个激情的年代。

    这几年，每当有关部门要让我填履历表时，我都要头疼一番。我干的职业太杂，换的单位太多，具体的年月日总是记不清楚。三十年里，我当过农场知青，干过泥瓦匠、锅炉工、装载机手、钳工、工会干事、电台记者、报社记者、秘书、科长、办公室主任，刚过不惑之年，我又圆了少年时的草绿梦，疑疑惑惑地进入了国防单位工作。这些经历太过复杂，因而常常让我茫然。但即便是离开新疆石油报社十年后的今天，过去那张薄薄的报纸和当时的生活影像还是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脑海里。

    尽管生活经历杂乱得让自己都难以承受，但在那段短暂的报人生涯中发生的一些事时至今日还让我沾沾自喜：比如调到石油报社的第二年，我在中国石油报社的上稿量位居该报社第一，并从中国石油报社社长手里接过了西部油田第一块模范记者的奖匾；比如在中国石油报社总编的撮弄下，把号称该报社记者站第一支笔第一瓶酒的江苏站长李富喝了个人仰马翻；比如在夏子街、盆参二井、彩南、吐哈采访时，我深更半夜睡不着觉像狼一样瞎转悠；比如当着一位持反对意见的领导的面，二十多位老记老编齐唰唰举起右手同意我入党；比如拿了新华社、工人日报寄来的稿费，得了什么什么奖。总之，那是我前半段人生里最酣畅淋漓的一段时光。

    我的学生时代是在“文革”时期度过的，1967年上学到1976年走出学校，初中毕业时连繁分数和正负数都不知道，abc二十六个英文字母也背不下来，1976年我初中毕业那一年，克拉玛依有史以来没办高中。那个扭曲的时代使我的学习时光就这么被蹉跎了。加上家境惨淡，上溯三代无祖荫可蔽，因此干记者当报人那可是我做梦都梦不到的。

    但天道酬勤，我还是早早地就和新疆石油报社结下了缘。

    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当时我还是石油局机关社会服务公司的工会干事。有一天，克拉玛依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雨，市区里很多地方都形成了洪流。服务公司的处长刘春林听说第八小学门前，有一个民族老大爷用板车将上学的汉族小朋友一车一车地送过被水淹没的街路。刘春林没叫秘书和宣传干事，带着我钻进他的小车就去找这位老大爷。事情真的很感人，不过这位老大爷是一个年轻时曾犯过流氓罪的劳改释放犯。这样的人宣不宣传他？听到居委会一再证实他刑满后几十年都在做好事不做坏事，我还是熬夜写了通讯稿。

    稿子投出去第二天，新疆石油报总编曾小泉就把我叫了去，热情亲切地说我很有新闻头脑，文章写得不错，可就是文章中的这个人物太特殊，要请示王照明书记。过了两天，新疆石油报头版刊登了我的那篇《洪水里的一支歌》。尽管新闻稿是说事不说人，但我还是由衷地佩服王照明书记和曾总编，我和他们很少近距离接触，但在那个年代他们就已经不是那种用有色眼镜看人的领导。

    八十年代是个人人奋发的年代，大家都想干出点名堂，而想做番实事的领导们也到处在找能干的人。我恰巧遇到了这个好机会：市广播电台有一个记者指标，一些了解我的朋友把我介绍到台长刘枫那里。我很快过了她那一关，但广电局长陈皋明说：空口无凭，拿新闻作品来看。于是，我就把我在新疆石油报上发表的唯一一篇新闻稿《洪水里的一支歌》和一些从不投稿示人的诗文呈上。我就这样调到了广播局，到了广播局我才知道陈皋明局长是报人出身，还是个名诗人，虽然我的新闻稿比很多宣传干事写得少，但他看上了我写的那些风花雪月的东西。

    广播电台的特点就是稿子要写得通俗易懂，这可不是七八岁就抱着竖排繁体字杂书啃的我能解渴的活。于是，我在干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试着向外投稿，没想到我第一次向外投的一篇写钻井队的特写稿子就上了新疆日报头版，文章的标题我现在还记得，是《钻机在冰雹中轰鸣》。到广播电台的第二年，我就获得了市局党委宣传部对外报道特等奖，这可为我以后调到石油报社积攒了本钱。又过了两年，新疆石油报社的中国石油报记者站要进一名记者，副站长张田梅挡了不少关系户硬把我调进了报社。

    我第一次跟张田梅采访是去采油二厂，宣传科长傅德新把一个新疆日报社记者刚采访过的剩料又给我们讲了一遍，那是一个采油二厂党委关心一个公伤女工的事。张田梅当时有事没在意这条新闻，而我当天晚上就把它写了出来，洋洋洒洒地写了几千字。第二天，张田梅看完稿子后唰唰唰给我删了还剩不到八百字。这篇删改后的稿子后来上了中国石油报头版，还上了工人日报，年底还被评为全国石油好新闻。

    我之所以至今还那么留恋新闻行业，就是眷恋新闻行业那种事业至上的人际氛围。我是一个很木讷也很随意的人，不精于人情世故，不会送礼摆桌子。而当年那些在电台、在报社帮衬过我的恩师们没有一个和我沾亲带故的，有的连私交都没有。那些提携我的人都是一些以公事为重的神交师友。我报恩的唯一方式就是像驴一样卖命干活，不要让看重我的人走了眼。

    我到报社第一年没办记者证因此没参加考核，但第二年一参加考核，我就获得了中国石油报每年只评三个、西部油田从无人染指的“全国模范记者”称号，我们记者站也被评为全国优秀记者站。那时我经常能感觉到张田梅站长对我很满意，而我也有了不辱使命的欣慰感。到现在我还是怀着一颗战战兢兢的感恩之心，默念着要随时报答那些心目中的好人和造就了这些好人的社会。

    毕竟是草贱出身没有稳性，只要有人伸橄榄枝就想尝尝味道。在报社工作最后一年里的几个月内，中国石油报社总社、市委宣传部、组织部都有调我的意向。抱着什么都想尝试一下的想法，最后我去了市局党委办公室当秘书。

    我虽然只在报社呆了短短三年，也不算什么成功人士，可回想起来，如果我做事有成的话，报社那以天下为己任的积极热情和追求完美的工作态度，就是我成事的铭咒；如果我做人无失的话，报人那刚直不阿不惧权贵的传统品行和奉公正派与人为善的职业特质，就是我在人人都知道要安身立命为稻梁谋的现实里，从未迷失独立人格和丢失做人尊严的一根脊椎。

    俱往矣，何以再能心动？惟有报人。